曾梵志 如果沒有香港，中國當代藝術沒有今天

 
(2013年05月13日)

【am730訊】他出生在文革後期的武漢長江邊，從小害怕黑暗，又愛做白日夢，初中沒念完就一頭紮進社會，做印刷廠，混藝術幫。八十年代初期，北京蠢蠢欲動的體制外現代藝術萌芽對他簡直是種召喚。一有展覽，他就擠上綠皮火車去北京。1993年，他乾脆捲著鋪蓋捲來到北京，成了京城「盲流藝術家」群落中的一員。同一年夏天，香港畫廊漢雅軒的老闆張頌仁在香港藝術中心策劃了「後98新藝術展」，選了他1992年創作的《協和三聯畫》參展，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展覽。兩年以後，張頌仁和漢雅軒又在香港給他出了個人畫冊，這也是他第一次出版畫冊。這是今天中國最有聲望、也最受國際市場追捧的當代藝術家曾梵志出現在大家視野裡的故事。和同年代的不少中國當代藝術畫家一樣，他的露面、被世界看到、以及與世界的各個層面的交流，都是通過香港。這也是他始終對香港心懷好感的原因。曾梵志說：「如果沒有香港這個環境和土壤、沒有當時在香港的張頌仁這些人的支持的話，中國當代藝術是沒有今天的，可能要晚10年、20年。」 Text by 葉瀅、艾墨   Photo by 李冰、曾梵志提供(圖、文節錄自《號外》5月號) 巴塞爾要登陸的香港藝術圈是熱鬧的。曾梵志同樣懷有期待：「它現在是具有人氣的一個地方。所有的拍賣公司、博覽會都升級了，都願意在那裡成交。」但是從一個純藝術家的眼中看來，香港還缺甚麼呢？曾梵志創作生涯的幾個階段，他與西方藝術機構的合作經驗，又能給香港甚麼啟示呢？ 《號外》在北京專訪了曾梵志。以下為訪談摘要： 我們就從最近的展覽開始談起吧，你現在在準備今年在巴黎的個展嗎？巴黎的展覽是在巴黎市立美術館，這個美術館我以前去過很多次，對它有一定的了解。他們做過很多很有意思的展覽，像美國的黑人塗鴉的藝術家巴斯奎特。他們做的很多展覽都是與架上繪畫有關，對一個藝術家不同歷史時期的梳理做得比較好，會讓你更了解藝術家的整個藝術過程。 所以你在巴黎的展覽是偏向於梳理你的整個藝術脈絡的？我們在和美術館合作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們會給我怎麼做。當時我們確定做這個展覽的過程是很複雜的，我們大概有2年的時間在談論，不是一個人決定的，是一個委員會，需要很多的人投票。館長也非常的認真，來過北京好幾次，重要的作品一定要看原作，然後確定下來展覽的大方向。現在我們一直在準備的過程中。他是要給我做一個回顧性的展覽。因為我是第一次在巴黎做個展，他可能是希望大家看到我的一個比較全面的過程，我的作品又是經歷了幾個階段的，他希望把每個階段的重要作品拿出來給大家看。所以就做這麼一個帶有階段性的回顧性的展覽。 三十年，四個階段你覺得從你自己個人的角度，看你的幾個不同的創作階段，有些甚麼樣不同的特徵？我的作品應該是分4個階段吧。在武漢，80年代到1994年，來北京之前是一個階段。我是93年來北京的，到1994年這一年還是延續武漢的創作。我人到北京，但是我整個狀態還留在武漢，整個生活狀態需要調整。我是在武漢的環境中長大的，肯定整個記憶都是武漢，所以來北京以後考慮的還是那些東西，比如「醫院」的系列，還有與「肉」有關的作品，就以一些關注自己的生活、環境以及從小的一些經歷為對象，是這樣的一些經歷畫的作品。1993到1994年，一邊畫武漢記憶的作品，但我覺得這些和我當下的生活環境有些脫離，因為我人已經在北京了，完全的靠記憶畫也是不行的。生活上還有有一點孤獨，到一個新的完全陌生的地方，也有一種恐懼感，在首都，你會考慮到是不是有人會查戶口。 當時很多漂在北京的藝術家，他們都有這個經歷，當時住在圓明園附近。經常會被警察踢開租住的小院。是，我們當時會有公安局的來問，而且不是這樣平和的對話，而是讓我們蹲在地上，他站著。當年你會覺得很恐懼。他們還會覺得你畫的是甚麼亂七八糟的東西。在這裡一切都是陌生的，進進出出誰都不認識你，感覺沒有你這個人存在。我覺得現在的心境沒有辦法去畫武漢的東西，我就開始去畫我認為是我目前狀態的東西，畫了好多不同類型的，其中只有一件是戴面具的東西，一個很孤獨的人就是戴著面具。 「面具」系列最初開始畫是甚麼時候？94年，我就覺得這一件我特別喜歡，和其他的不一樣，我覺得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覺得特別親切，覺得就是我目前的狀態，就畫了兩、三張，我沒有想畫一系列，後來畫了好多張之後回頭看，我畫了10年的面具，到2004年。我那個時候不停的搬家，在這個城市中也適應了，在99年我也有一些新的嘗試，但是總體的狀態是畫面具的狀態，後來我就覺得再畫就很無聊了。 因為你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都變化了。對，我就不願意再去畫。99年開始就畫沒有帶面具的肖像。2001年的時候，我就做一個「面具之後」的展覽。從早期的協和醫院是第一個階段，面具是第二個階段，沒有面具肖像，還有一些帶有抽象性的繪畫，我稱為第三階段，到2002年到2004年我就開始畫亂筆系列，這個時候基本比較成熟，2004年在何香凝美術館做亂筆系列的第一次公開展覽，04年到現在，第四個階段也差不多畫了4年的時間，一直都在變化。雖然語言的表現方式是很接近的。到了2008年，我搬了現在這個工作室，也和以前會有一些差別，差不多有4個階段吧。 在新的階段，你覺得和以前最明顯的差別在哪裡？我也說不上來到底有多大的差別，只能說把畫擺出來我才能說出具體的差別。還是主要是自己的內心的變化。因為以前我創作時，更多強調繪畫語言的表現和西方的比較接近，表現主義的東西，情感的表現更西方一些。到了後期我就比較淡化這樣的表現形式，開始更追求藝術語言本身，內心的一種狀態、心境。因為畫還是按照內心的變化方向發展的。再後來，更多的從禪意的方面去考慮。我在紙上的作品是更安靜的，有點打坐的狀態。   他們剩下的都是藝術 我們剩下的只有市場這幾年你和國外的畫廊、美術館合作比較多，你覺得和國外的合作與之前在國內畫廊、博物館的合作，在工作方式、包括主題的考慮上，有甚麼區別？我從90年代就開始做展覽，好多個展都是我自己在考慮，考慮展覽的名字、畫冊；包括蘇州的個展，還有2003年上海的，包括策展也是我自己。在中國做藝術家和西方不一樣，在西方藝術家就負責創作作品，在中國90年代沒有甚麼策展人，可能有，但是他沒有關注到你，但是你又想做展覽，怎麼辦？那你就必須自己做；還有設計畫冊，沒有人幫你，你就要自己考慮；包括運輸，所有瑣碎的事情，都要自己做，甚至自己要去親自掛畫。沒有畫廊，還得自己負責賣畫。我是1995年開始和畫廊合作的，漢雅軒，那個時候我覺得挺好，幫我把畫做外框，還幫我做畫冊，我覺得非常感激。後來的展覽我有了這種經驗，我也開始自己操辦自己展覽。但是越往後做，特別是2000年之後，接觸多了西方的畫廊，你覺得自己做還是不行，他們每一個界面都非常專業。特別是去美術館看展覽，問他們這個展覽考慮了多長的時間，他們的回答都是3到5年。巴黎的大皇宮，包括很多以前我看過(作品)的一些藝術家，大皇宮重新做的這些藝術家的展覽，我是很願意看的，看他們能夠再挖掘這個藝術家一些沒有被人發現的部分，以及一些重新的展示。像莫奈的作品，他們重新去梳理的時候，非常的講究。比如布展，展覽的牆面會根據作品色彩的變化而變化。為了更好地和作品形成對比；他們會把重要的作品都聚集在一起，包括那些分散在各個博物館的，讓你去同時看到不同博物館的作品，看到它們之間還存在著關聯，他們在這方面的考慮，無法超越，國內沒有這樣的(展覽)。 中國當代藝術從04年到現在經歷了一個新的時期。比如說90年代大家做展覽也還是蠻緊張的，藏家也非常的少。04年基本上進入了一個市場高速發展的時期，你作為一個市場上受歡迎的藝術家，對這個整體的環境，你有怎樣的看法，你覺得需要補充甚麼？因為我覺得現在中國最缺少的就是有價值的、好的學術性的展覽。因為我覺得應該讓這樣的展覽更多地到中國來，讓大家去欣賞藝術。而不是說只是在拍賣會上談論價格。現在中國大家太強調市場的問題，沒有人去說藝術家的藝術，這個是一個挺可悲的一個現象。最後給我們貼上一個市場的標簽之後，對我們出去做展覽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的。別人報道你的時候，就會宣傳你是賣了多少錢。以前有些媒體會介紹你，先在標題上介紹你賣了多少錢，然後再談論你，這種感覺特別不好。 會有一個變化吧，你們這一代藝術家算是「與時俱進」，到八九十年代近乎地下狀態的創作、到2000年之後經歷了藝術市場的巨大上升，你們既看到了時代變化，然後也參與其中。你們這一代考慮到未來的藝術生態的問題，可能慢慢的也會有一個新的變化和轉向。我就在想這個問題。這種直覺告訴我們，我們未來的風險在哪裡。如果大家都從市場去考慮的話，那我們所有的藝術家都得完蛋。別人為甚麼買你的東西，是因為希望它增值，希望它們愈賣愈貴。真的愈賣愈貴的時候我覺得也不是甚麼好事。因為其他的如果沒有跟上，剩下的就只是藝術市場了。   香港很熱鬧， 但沒有語言你覺得香港在整個中國當代藝術的環境中是處在一個甚麼樣的位置？您對香港有一個怎麼樣的個人印象？我對香港是有好感的，因為在和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中國的藝術其實是沒有受到關注的，藝術家都沒辦法考慮要在哪裡做展覽。最早是張頌仁在香港策劃的「後89」這個展覽，這個展覽對於當代藝術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下，只有一種藝術是可以做展覽、被允許做展覽的，就是我們現在稱為寫實畫派的那些，就是主旋律，體制中的藝術家。比方說美協或是畫院的。作為一個剛到北京的盲流藝術家，你的作品在中國這個地方是不被允許公開展出的。如果沒有香港這個環境和土壤、沒有當時在香港的張頌仁這些人的支持的話，中國當代藝術是沒有今天的，可能要晚10年、20年。香港剛好是這麼一個中間地帶，藝術介紹到香港，這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或者是台灣都有所了解，它這樣就進入了一個國際化的範疇，很多人可以看到體制以外的藝術家和他們的藝術品。那個時候我們在香港參加「後89」的展覽，當時是一件非常轟動的事情，當時中國比較重要的當代藝術家都參加了這個展覽。所以香港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幸運的地方。我第一次的展覽以及畫冊，都是在香港，和張頌仁合作，在香港完成的。 現在這幾年，香港有一些新的變化，比如說巴塞爾也去了香港，包括國內的一些藝術機構、拍賣行也去了香港發展，香港在整個藝術環境中的位置會有一些甚麼變化或是可能性？我只能說現在很熱鬧，從好的方面說，它現在是具有人氣的一個地方。所有的拍賣公司、博覽會也升級了，都願意在那裡成交。在香港，金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環境，藝術品在那裡免稅，進出都自由。這是好的一個方面。但是我覺得，缺少的就是香港沒有一個(當代藝術的)博物館，雖然未來會有一個(M+)，但是一個博物館解決不了問題。一個城市是開放的話，它必須有幾個博物館，和大大小小的美術館、基金會，一定是很多非盈利性的基金會，去支持不同的創作，這樣才會有一個完整的，可持續性發展的一個環境。(因篇幅關係，訪問內容未能盡錄，欲覽全文，請閱《號外》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