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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4日
5、6月間，造訪了威尼斯雙年展的最當時得令的當代藝術後，轉至翡冷翠和梵帝岡的文藝復興畫作、雕塑和教堂等古建築，再花了整整一星期在巴黎的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殿堂龐比度中心和大皇宮等。一邊看展覽（原作），一邊讀當地出版的藝術書籍，包括 Durini的 Beuys Voice、Rothko 的The Artist's Reality: Philosophies of Art 和 Kiefer 在法蘭西學院的系列演講稿 Art Will Survive Its Ruins。目的是思考藝術的精神性追求的進程。結論突顯了當代藝術的蒼白。
藝術追求內在價值
回想上學期中，三位修讀藝術的同學帶同研究題目到訪，希望知道我的意見。她們要研究的是，西九是否年輕藝術家未來的出路。我心裏頓時嘀咕：「年輕人地思想果然先進，未畢業便曉得考慮出路，還正正經經的把對出路的想法構成研究的題目，實在認真。我自己呢？幾十年來，我只曉得死守『藝術家的（唯一）出路只有自己的藝術作品』的原則。我問自己，我是否落後了？這是否不同代的藝術家之間的代溝呢？」我堅守的（有可能落後）藝術原則源於我理解藝術為內在價值的追求、精神性的活動及思想自由的基地。這是終極的追求。這樣的追求很容易被定性為「為藝術而藝術」。「為藝術而藝術」原是十九世紀法國集詩人、小說家、戲劇家和藝評人於一身的特奧菲爾·戈蒂埃（Pierre Jules 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採用的口號「l'art pour l'art」，原意是表示藝術本身存在着一種內在價值，跟任何指導性、實用性和道德上的功能沒有關係。目的旨在提醒，藝術家的本分是透過創作去追尋並豐富這種內在價值。因為是內在的，外界沒法干預，所以本質上創作的過程是自由的。假如我們以為創作自由是由他人或者制度（例如政府和社會政治制度）賦予的話，創作的方向已偏離了目標，原本想要達到的，永遠不會實現。
美學引入政治生活
當然，這個概念一直受到不同時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和評論家批評以至否定，認為「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態度脫離了社會和群眾，流於自說自話的夢囈。然而，由於逃避納粹黨追捕而自殺的德國哲人班雅明提供了一個值得後世深思的例子。在其經典文章〈機械化再生產時代的藝術品〉的最後章節裏，他以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未來主義藝術宣言為例，討論到法西斯主義為了保障自身利益，把美學引入政治生活中，目的是為當時愈來愈無產階級化的現代人和不斷形成的群眾提供自我表達的機會，而不致專注於群眾希望消除的既定資產體系。最後，當所有花在發展政治美學的工夫到達絕頂顛峰時，只會發生一件事情：戰爭！政治上的計算是，只有戰爭才能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建立共同目標，同時尊重傳統的資產體系。從科技的角度而言，只有戰爭才能動員所有的科技資源而保持着既定的資產系統。他指出戰爭的毀滅性證明了社會的成熟度不足以把科技合併成為自己的組成部分，同時，科技的發展也未能適應社會的基本力量。例如，社會把人潮引進戰壕，而不是疏導河流；飛機被用來在城市上空投擲燃燒彈，而不是在田間散播種子。
談到法西斯主義和藝術的關係時，他以未來主義始創人馬里內蒂（F. T. Marinetti）的口號「讓藝術被創造，讓世界消滅」為例，挑釁地總結出，只要法西斯主義者期待戰爭能提供一種由科技改變了的感知而帶來的藝術喜悅的話，「為藝術而藝術」便功德圓滿了。最後，面對法西斯行使美學的政治處境及共產主義把藝術政治化來回應，班雅明輕嘆道，人類的疏離已達致以經驗自我毀滅為美感上的喜悅的程度了。
行文至此，我不禁自問，我是在危言聳聽嗎？這是藝術家參與政治運動的必然結果？
邁向理想主義行動
其實，班雅明洞悉了藝術偏離追求其內在價值的危機：成為政治或其他非藝術目的的工具。對藝術和藝術家都沒有好處。在這個人所共知的政治制度崩壞、價值觀虛無的今天，藝術的內在價值有變嗎？當然沒有。同意的話，藝術家可以立刻起來行動了。Action!
Mark Rothko指出，藝術是邁向理想主義的行動，更是一種社會行動。就算藝術家創造了一些只有自己才理解的東西，他已然為自己作為個體作出了貢獻，同時也貢獻了社會。因為當一個個體改善了自己適應世界的方法，社會自然得益。說到底，一個社會的好壞判準，端視乎每個個體的好壞的總和。沒有人說得準，一個單獨舉動的影響有多深廣遠。更沒有人有資格去判斷誰的個人需要較貼近社會。Rothko這樣的語調看似輕鬆包容，實際上，他不單止窮一生的精力作畫，他更在創作中研究和示範如何透過現代藝術把自己帶領到精神層面，體會藝術的內在價值。難怪他有這樣的豪言壯語：現代藝術家踏遍了人類所有的造型經驗。（The modern artist has traveled through all of man's plastic experience.）
故此，作為藝術家，我們要是搞清楚藝術的終極追求的話，自己和社會自然受益。反而，自身追求未明，亂花心力在外在的追逐上，難免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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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ly 13, 2011
Tuesday, January 25, 2011
2011年1月26日
文化Live
梁寶山
伙炭十年──才是真正的開始！
伙炭朋友其實很少把伙炭稱為藝術村。去中心化的有機生成，沒有政府或大佬從上而下的管治，籌委世代更新，最需要的反倒是看官的耐心，不揠苗助長，自然生機處處。回顧伙炭十年，從師生好友相濡以沫，到物以類聚產生協同效應，生產到消費一應俱全，十年，才是個真正的起點。看伙炭的十年年表，根本就是各自走位的民間智慧。
不同於九十年代的藝術空間，伙炭早在草創時期，已是以創作／生產為基調，藝術家的需要先行，公眾展示還是其次。由2001年只兩個工作室發起的開放日，到2010年合共七十四個單位參與【註】，當中約六十個仍以創作為主。開放日只是一年一度，像中、上環一帶隨畫廊而興的酒吧食市仍未落戶工業區。其餘十多個具策劃、陳列、媒體及教育功能的空間，則成為群聚以至香港整體藝壇面向公眾的中介。
藝壇大後台
畫廊業務進駐伙炭，始於2007年開業的Blue Lotus，規模不大卻以推廣香港年輕藝術家為主，兼具資訊中心角色。同年老字號漢雅軒首次參與開放日，雖然展出的並不是香港藝術家作品，但張頌仁老闆的垂青，儼如一度定心的祝福。至於去年加入的古老十八代飲食茶具故事館及今年加入的彩虹畫廊和A. Lift，就更豐富了群聚在創作媒介、人脈關係以及經營手法上的多樣性。尤其今年開放日大張旗鼓的A. Lift，以設計產品為主藝術為輔，小額現場買賣，打通設計與生產深港融合。而2009年開業的藝文空間G16，由伙炭成員莫少宗長期借出單位，與籌委之一何文聰共同經營，接待各方查詢、不定期舉行展覽，帶動群聚整體氣氛。至於兼營教學的單位，近年亦漸從只招呼入室弟子，到擺放二拉架招生，趕城市文藝消費大潮。雖然面對活化工廈陰影，伙炭大體仍是生產者的天堂。
錢從何處來
對於不以長年服務市民為業的工作室來說，伙炭開放日一直以「本小利大」方式盡量擺脫向藝展局攞錢問責常規。要保持群聚知名度及媒介曝光，資訊流通比有形的固定單位更關鍵。事過境遷，不妨一說─伙炭草創時期，確曾受藝發局一助。2004年該局原擬辦一類近於城市雙年展大型活動，廣招提案。伙炭有幸選中，可是後來活動因事擱置，然伙炭開放日則如期舉行。地圖、場刊、網站、義工、社團登等「基建」亦在是年完成。託西九鴻福，是年開放日亦成為傳媒採訪焦點，伙炭遂成為每年12月或1月的定期「盛事」。
工作室各自各精采是伙炭的特色。每次開放日都是豐儉由人，總體製作成本則由參與單位攤分。2006年開放日後，信和集團主動約見伙炭藝術家洽商「合作」可能性。2007至2010年均為開放活動主要贊助商─所謂贊助，主要是鋪天蓋地的宣傳，從地鐵燈箱到區內彩旗，以及印刷品製作費。贊助與受助如何達致公平交易，雙方一直在摸索。磨合了幾年，才開始贊助實質的籌備項目。然而掌握宣傳贊助的好處是容易搞出「誤會」。工作室雖以屬於華樊的華聯工業大廈最為集中，然而筆者聽過最美麗的誤會竟是伙炭藝術家的單位都是由集團提供的！另一種普遍的誤會是，以為開放計劃是由集團主辦。兩種說法，前者出自普通觀眾，而後者則在某次國際專家會議上出自集團人員之口！靠官好抑為挨商妙，也是歷屆成員不能不處理的難題。2008年開放日，籌統的pep終於向藝展局申請項目資助，但仍只限於問卷調查與觀眾拓展工作。到了今年，才首以「伙炭」名義為開放計劃的核心項目向藝發局申請資助，並取代商業集團成為預算中之大宗。
從2004年逾千觀眾，到2011年逾萬觀眾，伙炭成了讓一般市民親身近距離接觸藝術家為何物的推廣活動，尤其今年當電視新聞播出後，最後一天開放日聞風而至的市民絡繹不絕。然而官辦文化積習下來的觀眾文化，讓大家都忘了若要市民社會在官商之間自立起來，非得靠集腋成裘不可。過去伸手就攞得到的精美場刊，今年只廉售10、20元，但來者大耍手擰頭。龐大的參觀人流，不單令導賞團應接不下，工作室亦水洩不通，無法讓作品得到適當的展示氣氛。值得一讚的是，今年場刊不再只是單位的圖文介紹，還包括訪談，讓藝術家親自說明工作室在創作生活以至業務經營的作用。
自主需要支持
普及與提升之間，不能不向敬業樂業的藝術家致敬，像石嘉豪、周俊輝、李展輝、呂振光、谷敏昭，甚至更年輕的梁嘉賢、何倩彤，都是已穩站市場或嶄露頭角的藝術家，仍舊親身上陣，與觀眾有問必答。主題展覽雖非今年首創，早在2007年當時為Para/Site策展人的Tobias Berger 便曾在黃浩然（Adrian Wong）的相連單位策劃了「匣─權．衡」。而上屆鄧凝姿更移師附近商場的策劃了「如果你停泊在這裏」。要在愈來愈多單位中脫穎而出，不得少落足心機。除了豎起臨時展板按人數劃分展區外，今年不少單位都是挖空心思設定主題。例如文晶瑩的「重寫歷史」和黃藝蕾的「想像．想『象』」，都是充分利用整個空間的裝置個展。而就是因為負擔不起租金而比較擁擠的工作室，像「斐藝俱樂部」、「彩依有限公司」、「薔」、「Just Like Honey」、「artists dean」等，也盡量在雜亂之中擺出統一。而觀眾的寵兒則非「夾租團」同名展覽莫屬，唐偉傑、冼朗兒與鄒昊滿足觀眾觀看的願望，在開放期間以Gilbert and George之姿直立在展枱上。而一些低調地與觀眾互動的作品，像凌展騰在後巷與觀眾「拉鋸」、泥人為觀眾造朱古力和「可附擔的藝術」（affordable art）、高倩彤為觀眾抄寫2010年月曆、Samuel Adam Swope邀觀眾為他的作品摺一千隻紙飛機機，就更顯藝術家的誠意心思。
總的來說，七十五個單位共同交了一張亮麗的成績表。十年累積，先來者與後來者才剛各自就位。可惜活化工廈陰影未除，內地炒家又至！去年年底規劃署為打擊住宅樓市炒風，提出把工業用地改成住宅，藝術家集中地華聯工業大廈正好被前後夾攻，鄰近兩幅巴士廠地皮都被建議改為住宅。如果建議成功，將連同鄰近火車站的綜合發展區把用家天堂圍堵。「趕走炒家、留住用家」聯署，雖然成功收到四千個藝術家與市民簽名，但如何把向炒家傾斜的政策撥亂反正，好戲仍在後頭。
註 參與2011年開放日單位共七十五個，此處略去同期在鄰近體藝中學舉行的「體藝藝人」，故真正在工廈的開放單位實為七十四個。
文化Live
梁寶山
伙炭十年──才是真正的開始！
伙炭朋友其實很少把伙炭稱為藝術村。去中心化的有機生成，沒有政府或大佬從上而下的管治，籌委世代更新，最需要的反倒是看官的耐心，不揠苗助長，自然生機處處。回顧伙炭十年，從師生好友相濡以沫，到物以類聚產生協同效應，生產到消費一應俱全，十年，才是個真正的起點。看伙炭的十年年表，根本就是各自走位的民間智慧。
不同於九十年代的藝術空間，伙炭早在草創時期，已是以創作／生產為基調，藝術家的需要先行，公眾展示還是其次。由2001年只兩個工作室發起的開放日，到2010年合共七十四個單位參與【註】，當中約六十個仍以創作為主。開放日只是一年一度，像中、上環一帶隨畫廊而興的酒吧食市仍未落戶工業區。其餘十多個具策劃、陳列、媒體及教育功能的空間，則成為群聚以至香港整體藝壇面向公眾的中介。
藝壇大後台
畫廊業務進駐伙炭，始於2007年開業的Blue Lotus，規模不大卻以推廣香港年輕藝術家為主，兼具資訊中心角色。同年老字號漢雅軒首次參與開放日，雖然展出的並不是香港藝術家作品，但張頌仁老闆的垂青，儼如一度定心的祝福。至於去年加入的古老十八代飲食茶具故事館及今年加入的彩虹畫廊和A. Lift，就更豐富了群聚在創作媒介、人脈關係以及經營手法上的多樣性。尤其今年開放日大張旗鼓的A. Lift，以設計產品為主藝術為輔，小額現場買賣，打通設計與生產深港融合。而2009年開業的藝文空間G16，由伙炭成員莫少宗長期借出單位，與籌委之一何文聰共同經營，接待各方查詢、不定期舉行展覽，帶動群聚整體氣氛。至於兼營教學的單位，近年亦漸從只招呼入室弟子，到擺放二拉架招生，趕城市文藝消費大潮。雖然面對活化工廈陰影，伙炭大體仍是生產者的天堂。
錢從何處來
對於不以長年服務市民為業的工作室來說，伙炭開放日一直以「本小利大」方式盡量擺脫向藝展局攞錢問責常規。要保持群聚知名度及媒介曝光，資訊流通比有形的固定單位更關鍵。事過境遷，不妨一說─伙炭草創時期，確曾受藝發局一助。2004年該局原擬辦一類近於城市雙年展大型活動，廣招提案。伙炭有幸選中，可是後來活動因事擱置，然伙炭開放日則如期舉行。地圖、場刊、網站、義工、社團登等「基建」亦在是年完成。託西九鴻福，是年開放日亦成為傳媒採訪焦點，伙炭遂成為每年12月或1月的定期「盛事」。
工作室各自各精采是伙炭的特色。每次開放日都是豐儉由人，總體製作成本則由參與單位攤分。2006年開放日後，信和集團主動約見伙炭藝術家洽商「合作」可能性。2007至2010年均為開放活動主要贊助商─所謂贊助，主要是鋪天蓋地的宣傳，從地鐵燈箱到區內彩旗，以及印刷品製作費。贊助與受助如何達致公平交易，雙方一直在摸索。磨合了幾年，才開始贊助實質的籌備項目。然而掌握宣傳贊助的好處是容易搞出「誤會」。工作室雖以屬於華樊的華聯工業大廈最為集中，然而筆者聽過最美麗的誤會竟是伙炭藝術家的單位都是由集團提供的！另一種普遍的誤會是，以為開放計劃是由集團主辦。兩種說法，前者出自普通觀眾，而後者則在某次國際專家會議上出自集團人員之口！靠官好抑為挨商妙，也是歷屆成員不能不處理的難題。2008年開放日，籌統的pep終於向藝展局申請項目資助，但仍只限於問卷調查與觀眾拓展工作。到了今年，才首以「伙炭」名義為開放計劃的核心項目向藝發局申請資助，並取代商業集團成為預算中之大宗。
從2004年逾千觀眾，到2011年逾萬觀眾，伙炭成了讓一般市民親身近距離接觸藝術家為何物的推廣活動，尤其今年當電視新聞播出後，最後一天開放日聞風而至的市民絡繹不絕。然而官辦文化積習下來的觀眾文化，讓大家都忘了若要市民社會在官商之間自立起來，非得靠集腋成裘不可。過去伸手就攞得到的精美場刊，今年只廉售10、20元，但來者大耍手擰頭。龐大的參觀人流，不單令導賞團應接不下，工作室亦水洩不通，無法讓作品得到適當的展示氣氛。值得一讚的是，今年場刊不再只是單位的圖文介紹，還包括訪談，讓藝術家親自說明工作室在創作生活以至業務經營的作用。
自主需要支持
普及與提升之間，不能不向敬業樂業的藝術家致敬，像石嘉豪、周俊輝、李展輝、呂振光、谷敏昭，甚至更年輕的梁嘉賢、何倩彤，都是已穩站市場或嶄露頭角的藝術家，仍舊親身上陣，與觀眾有問必答。主題展覽雖非今年首創，早在2007年當時為Para/Site策展人的Tobias Berger 便曾在黃浩然（Adrian Wong）的相連單位策劃了「匣─權．衡」。而上屆鄧凝姿更移師附近商場的策劃了「如果你停泊在這裏」。要在愈來愈多單位中脫穎而出，不得少落足心機。除了豎起臨時展板按人數劃分展區外，今年不少單位都是挖空心思設定主題。例如文晶瑩的「重寫歷史」和黃藝蕾的「想像．想『象』」，都是充分利用整個空間的裝置個展。而就是因為負擔不起租金而比較擁擠的工作室，像「斐藝俱樂部」、「彩依有限公司」、「薔」、「Just Like Honey」、「artists dean」等，也盡量在雜亂之中擺出統一。而觀眾的寵兒則非「夾租團」同名展覽莫屬，唐偉傑、冼朗兒與鄒昊滿足觀眾觀看的願望，在開放期間以Gilbert and George之姿直立在展枱上。而一些低調地與觀眾互動的作品，像凌展騰在後巷與觀眾「拉鋸」、泥人為觀眾造朱古力和「可附擔的藝術」（affordable art）、高倩彤為觀眾抄寫2010年月曆、Samuel Adam Swope邀觀眾為他的作品摺一千隻紙飛機機，就更顯藝術家的誠意心思。
總的來說，七十五個單位共同交了一張亮麗的成績表。十年累積，先來者與後來者才剛各自就位。可惜活化工廈陰影未除，內地炒家又至！去年年底規劃署為打擊住宅樓市炒風，提出把工業用地改成住宅，藝術家集中地華聯工業大廈正好被前後夾攻，鄰近兩幅巴士廠地皮都被建議改為住宅。如果建議成功，將連同鄰近火車站的綜合發展區把用家天堂圍堵。「趕走炒家、留住用家」聯署，雖然成功收到四千個藝術家與市民簽名，但如何把向炒家傾斜的政策撥亂反正，好戲仍在後頭。
註 參與2011年開放日單位共七十五個，此處略去同期在鄰近體藝中學舉行的「體藝藝人」，故真正在工廈的開放單位實為七十四個。
Monday, January 3, 2011
The critical list guide to 2011
What to watch, read and listen to -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s hot in the arts this year
Sunday, 2 January 2011
Classical
Anna Picard
Mahler fans can revel in the second of two anniversary years.
Yannick Nézet-Séguin conducts the LPO in Mahler's Fifth Symphony on 19 January, while Vassily Petrenko and the Liverpool Philharmonic continue their cycle with the Sixth (5 Mar). Maurizio Pollini surveys Bach, Beethoven and Schubert at the South Bank (from 28 Jan), home to Esa-Pekka Salonen's Bartók project, Infernal Dance, which opens 27 January with a complete performance of The Miraculous Mandarin.
Opera North looks East with Mieczyslaw Weinberg's The Portrait (2 Feb) and Janácek's House of the Dead (from 5 May). At the Royal Opera House, it's centrefolds and southern fried chicken as Eva-Maria Westbroek takes the title role in Turnage's Anna Nicole (17 Feb). Thrifty opera-lovers should watch the conservatoires for new talent: Stephen Barlow's production of Dialogues des Carmelites opens (3 Mar) at the 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and Drama.
Glyndebourne and Grange Park think big with new productions of Die Meistersinger (21 May) and Tristan und Isolde (3 Jun). Simon Rattle opens the Aldeburgh Festival with Messaien's Et expecto resurrectionem mortuorum (10 Jun), while Opera Holland Park tackles La Wally (29 Jul). Liszt, born 200 years ago, should feature highly in the BBC Proms. For those who can't wait until summer, Hyperion releases its 98-disc boxed set of his complete piano music next month, played by Leslie Howard.
The one to watch: The golden countertenor Iestyn Davies sings at the Wigmore, La Scala, New York's Metropolitan Opera, and as Oberon in ENO's Midsummer Night's Dream.
Visual Art
Charles Darwent
Was there ever a groovier time and place than New York in the 1970s? Or a funkier trio than Laurie Anderson, Trisha Brown and Gordon Matta-Clark? Well, no. Against a crumbling Manhattan skyline, they set up that edgiest of things, the Downtown Scene. Relive it at the Barbican (3 Mar to 21 May).
If 1890s decadence is more your bag, then the Courtauld Gallery's study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and the unexpectedly equally aristocratic can-can dancer, Jane Avril, is the one for you (16 Jun to 18 Sep).
The encrypted abstracts of Joan Miró (1893-1983) deal with a history that starts with the Great War and ends with post-Franco Spain. The Tate Modern show - inexplicably, the first major Miró exhibition in London for 50 years, inset below, is sure to bust all blocks (14 Apr to 11 Sep).
The one I'm looking forward to most is of the 16th-century master, Jan Gossaert,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23 Feb to 30 May). While seldom lovable, his eye-teasing portraits and Holy Families have a glacial beauty.
The one to watch: In a day when public sculpture veers between soulless and kitsch, young Scot Michael Vissocchi, winner of the last Jerwood sculpture prize, offers a new monumental voice. Don't expect to see his work on Trafalgar Square's Fourth Plinth: it's too good.
Jazz/World
Phil Johnson
The chance to see a cult attraction in a mainstream setting doesn't get much better than the appearance of the Brazilian singer and guitarist Vinicius Cantuaria in a duo with guitarist Bill Frisell, in the emphatically non-cult setting of London's Ronnie Scott's (11 and 12 Jan).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ar the alternately smooth and spiky sound-world of Cantuaria, whose updates on the bossa nova tradition take as much from the downtown New York City as they do from Rio. There's another cult offering when north London's The Vortex launches a new literary series with a reading by Geoff Dyer (13 Jan), the author of what Keith Jarrett called "the best book ever written about jazz".
The one to watch: Vinicius Cantuaria
Jazz/World
Howard Male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West African music fans have delighted in a wealth of re-released material from Orchestre Poly-Rythmo de Cotonou. This year sees the release of their first new album of new material in 20 years, and also sees them play live at the Scala in King's Cross (31 Mar). The next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is always being predicted, but personally I'm hoping for something a little edgier from this earthy, funky outfit. I'm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new releases from the unselfconsciously eclectic Denver-based band DeVotchKa and the Ethiopiques-meets-roots-reggae collective Dub Colossus. Both these bands are going where no band has gone before, and that, for my money, is what it's all about.
The one to watch: Dub Colossus.
Dance
Jenny Gilbert
No one likes shelling out on a dud, so Sadler's Wells Sampled (28 & 29 Jan) lets you try before you buy. For only £12 a seat, or £6 standing, punters can see live excerpts from coming attractions, including stars from American Ballet Theatre, due to present two double bills (1-6 Feb), Balletboyz' latest venture, and a taster of ZooNation's Some Like it Hip Hop. What won't be in preview are the equestrian stars of The Centaur and the Animal (1-6 Mar), a dressage show from Spain in which elements of man and horse meet and merge. Most eagerly awaited of all at the Wells is the Pet Shop Boys' collaboration with Javier de Frutos in a full-length dancework based on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The Incredible Thing, with ex-Royal Ballet star Ivan Putrov (17-26 Mar). The Royal Ballet pushes the boat out with Christopher Wheeldon's new, full-evening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bove, to a new score by Joby Talbot (2-15 Mar).
The one to watch: The fabulous new principal Sergei Polunin, in Alice, and making his RB debut in Giselle (12 Jan).
Pop/Rock
Simon Price
For what feels like the tenth successive year, the early months of 2011 will see the industry and media conspire to install a gaggle of new solo females. Heading the list is Jessie J, a Siobhan Fahey-faced shouter from Essex whose "Do It Like A Dude" saw her scoop both the BBC's Sound of 2011 poll and Critic's Choice at the forthcoming Brits. Like it or loathe it, she'll be inescapable.
Expect coercion campaigns behind foghorn-voiced Brummie Clare Maguire and rent-a-collaborator Katy B. There may even be another attempt to launch I Blame Coco (Sting's daughter). More interesting is the still under wraps Paper Tiger, a Brighton-based wonky-pop protegée of Preston from The Ordinary Boys.
Another exciting spring for fans of nepotism, as the full weight of hipster hype gets thrown behind Ramones soundalikes The Vaccines. Morecambe soul-punks The Heartbreaks will deservedly get the big push. Meanwhile, protest-pop berserker The Agitator and R&B commies Thee Faction may chime with the political mood.
Even more than previous Britpop reunions (Suede, Blur), a special edge of excitement surrounded the announcement that Jarvis Cocker was reconvening the classic line-up of the mighty Pulp for a handful of festival shows in the summer.
The Playbutton may just be the saviour of the "physical" product. A pre-recorded MP3 player in the form of a two-inch badge bearing the album's artwork, it allows the wearer to show off their taste, like ostentatiously brandishing a Penguin paperback.
Rock/Folk/Americana
Simmy Richman
The BBC's Sound of 2011 poll has value but away from the bolt-on mainstream stars-in-the-making only Anna Calvi will be of serious interest to serious music lovers. And the truth is (spoiler alert!): music writers cannot see into the future. In that spirit, I'm going to take it as read that you don't need me to tell you that The Decemberists (poppier, almost REM-ey), Iron & Wine (more experimental) and Fleet Foxes (more of the same would be no bad thing) will all deliver albums soon and that they will be full of the good stuff.
Of the new acts, the albums I'm most excited about all seem to come from female singers who together form a sort of anti-Gaga army: pure, unadulterated with a lack of affectation. That list includes Secret Sisters (Alabama-born siblings singing old-fashioned country in voices that can break your heart), Zoe Muth (more country, this time with a Seattle-ite's urban edge) and our own Hannah Peel (dark folky loveliness with a Tunng twist).
And then there is James Walbourne, once the guitarist in Peter Bruntnell's band, who this month releases his first solo album, a must for lovers of the Jayhawks, whose own classic early albums are about to be dusted down in search of the glory they so richly deserve.
But the thing I'm most excited about is a musical. Regina Spektor's Sleeping Beauty is due to open on Broadway this year, but you never know. You can't rush genius.
The one to watch: Hannah Peel.
Theatre
Kate Bassett
The West End's Nöel Coward theatre gets adventurous in mid-January, presenting the Muscovite Sovremennik company's Three Sisters, Cherry Orchard, and Into the Whirlwind – memories of Stalin's gulags. Cheek by Jowl's extraordinary Russian ensemble tours with The Tempest, from March.
Hotshot Rupert Gould stage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t Stratford's rebuilt Royal Shakespeare Theatre in May. Come June, Kevin Spacey steals the limelight as Sam Mendes's Old Vic Richard III.
Next month, Robert Lepage wings his way to the Barbican for The Blue Dragon: a sequel to his epic Dragon's Trilogy. In March, a sinister new Neil LaBute, In a Forest, Dark and Deep, slinks into the Vaudeville, starring Olivia Williams.
The Holy Rosenbergs marks playwright Ryan Craig's National Theatre debut, in March: Henry Goodman plays a Jewish father whose offspring radically disagree over Gaza. In February, climate change creeds are scrutinised, in an NT documentary drama, Greenland, and in polemicist Richard Bean's new black comedy, The Heretic, at the Royal Court.
The one to watch: Jessica Raine, having caught the eye in edgy teenage roles, will star in Clifford Odets' Rocket to the Moon at the NT in March. She plays the ferocious seductress Cleo Singer, sending Joseph Millson's repressed Ben Stark into a spin.
Museums
Jenny Gilbert
Buoyed by the increased footfall generated by Radio 4'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the British Museum is on a roll. Afghanistan: Crossroads of the Ancient World (from 3 Mar) will showcase more than 200 artefacts belonging t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fghanistan (a building "undergoing reconstruction"). They range from Classical sculpture, Roman glass, and stone tableware from Egypt, to personal ornaments worn by the nomadic elite, all feared lost after the Soviet invasion of 1979. Their survival is due to Afghan officials who hid them from the Taliban. Also at the British Museum, Treasures of Heaven (from 23 Jun) assembles sacred objects of the medieval age, when physical relics of the saints were believed to connect man and heaven.
As if taking up the baton from the Barbican Art Gallery, whose Future Beauty: 30 Years of Japanese Fashion continues (to 6 Feb), the Victoria & Albert fêtes Yohji Yamamoto (from 12 Mar),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rovokingly enigmatic designers of fashion.
The National Army Museum's Wives and Sweethearts (9 Feb) looks at love on the frontline in the Napoleonic, Crimean and World War conflicts as well as today's. Also in February, the Herbert Museum in Coventry launches its own blockbuster, Secret Egypt, and vows to dispel some popular myths.
Film (Art House)
Jonathan Romney
The art-house idols of 2011 will be animals. A 40-year-old orang-utan is the hyper-charismatic star of Nénette, from French documentarist Nicolas Philibert (Etre et Avoir), while the year's cult European hit could be Le Quattro Volte, a dialogue-free Italian marvel in which the show is stolen by a herd of goats and a dog with the comic timing of Jacques Tati.
National treasures Terence Davies and Lynne Ramsay return with new fictions: respectively, Terence Rattigan adaptation The Deep Blue Sea and problem-child drama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The Coen brothers gee up the Western tradition with Jeff Bridges in a magnificent remake of True Grit, inset below, Martin Scorsese goes 3D with robot fantasy Hugo Cabret; David Cronenberg hits the couch for A Dangerous Method, his take on Freud and Jung; and Terence Malick ponders the meaning of it all in Tree of Life. And, if you need of cheering up, there's Lars von Trier's end-of-the-world drama, Melancholia.
And my wish for 2011? That Iran shouldfree director Jafar Panahi (Offside, The Circle) and lift its gag on his film-making.
One to watch: Mr Unavoidable in 2011 is Tom Hiddleston (The Deep Blue Sea, Kenneth Branagh's Thor, Steven Spielberg's War Horse) and much more.
Film (Mainstream)
Nicholas Barber
Superheroes abound: there's Green Hornet (14 Jan) with Seth Rogen, directed by Michel Gondry; the Hornet's near-namesake, the Green Lantern (17 Jun) played by Ryan Reynolds; Marvel paves the way for its team-up blockbuster, The Avengers, by introducing two more of the personnel: Thor (29 Apr) and Captain America: The First Avenger (29 Jul).
There's a double helping of Matt Damon in The Adjustment Bureau (4 Mar) – in which he and Emily Blunt dodge the agents of Fate – and Steven Soderbergh's Contagion (21 Oct), where he faces a "lethal airborne virus".
The Adventures of Tintin: The Secret of the Unicorn (26 Oct), is a motion-capture version of Hergé's adventures (Avatar style, in other words), directed by Steven Spielberg. In 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16 Sep), Gary Oldman finally tackles a worthy role as John le Carré's George Smiley.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 (18 May) zeroes in on Johnny Depp's Captain Jack. Orlando Bloom and Keira Knightley have walked the plank.
One to watch: Rooney Mara, right, is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due 26 Dec).
Television
Hugh Montgomery
Drama gets off to a good start as Channel 4 serves up The Promise (Feb), Peter Kosminsky's four-part serial about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and BBC2's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Feb) sees Doctor Who, Matt Smith, play it fast and louche as novelist Christopher Isherwood in pre-war Berlin. Elsewhere, ITV puts its faith in the supernatural with Marchlands (early Feb), a tale of a haunted house across the eras, and new US import channel Sky Atlantic launches with the first series of Martin Scorsese's much-hyped Prohibition saga Boardwalk Empire (early Feb).
For laughs, Episodes (BBC2, 10 Jan), a sitcom about the making of a sitcom, stars Matt LeBlanc as himself alongside Tamsin Greig and Stephen Mangan. Meanwhile Greig also crops up in Friday Night Dinner (Channel 4, late Feb) centred on a Jewish family's weekly get-togethers.
Many families will tune in to sub-Strictly jamboree Dancing on Ice (ITV1, 9 Jan), back with a more nondescript line-up than ever, while the retail doyenne Mary Portas, right, makes a more welcome return with a new show challenging customer service (Channel 4, Jan). For genuine "reality TV", there's How TV Ruined Your Life (BBC2, late Jan/Feb) in which the ever scabrous Charlie Brooker dissects the lies fed to us by the small screen
Sunday, 2 January 2011
Classical
Anna Picard
Mahler fans can revel in the second of two anniversary years.
Yannick Nézet-Séguin conducts the LPO in Mahler's Fifth Symphony on 19 January, while Vassily Petrenko and the Liverpool Philharmonic continue their cycle with the Sixth (5 Mar). Maurizio Pollini surveys Bach, Beethoven and Schubert at the South Bank (from 28 Jan), home to Esa-Pekka Salonen's Bartók project, Infernal Dance, which opens 27 January with a complete performance of The Miraculous Mandarin.
Opera North looks East with Mieczyslaw Weinberg's The Portrait (2 Feb) and Janácek's House of the Dead (from 5 May). At the Royal Opera House, it's centrefolds and southern fried chicken as Eva-Maria Westbroek takes the title role in Turnage's Anna Nicole (17 Feb). Thrifty opera-lovers should watch the conservatoires for new talent: Stephen Barlow's production of Dialogues des Carmelites opens (3 Mar) at the 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and Drama.
Glyndebourne and Grange Park think big with new productions of Die Meistersinger (21 May) and Tristan und Isolde (3 Jun). Simon Rattle opens the Aldeburgh Festival with Messaien's Et expecto resurrectionem mortuorum (10 Jun), while Opera Holland Park tackles La Wally (29 Jul). Liszt, born 200 years ago, should feature highly in the BBC Proms. For those who can't wait until summer, Hyperion releases its 98-disc boxed set of his complete piano music next month, played by Leslie Howard.
The one to watch: The golden countertenor Iestyn Davies sings at the Wigmore, La Scala, New York's Metropolitan Opera, and as Oberon in ENO's Midsummer Night's Dream.
Visual Art
Charles Darwent
Was there ever a groovier time and place than New York in the 1970s? Or a funkier trio than Laurie Anderson, Trisha Brown and Gordon Matta-Clark? Well, no. Against a crumbling Manhattan skyline, they set up that edgiest of things, the Downtown Scene. Relive it at the Barbican (3 Mar to 21 May).
If 1890s decadence is more your bag, then the Courtauld Gallery's study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and the unexpectedly equally aristocratic can-can dancer, Jane Avril, is the one for you (16 Jun to 18 Sep).
The encrypted abstracts of Joan Miró (1893-1983) deal with a history that starts with the Great War and ends with post-Franco Spain. The Tate Modern show - inexplicably, the first major Miró exhibition in London for 50 years, inset below, is sure to bust all blocks (14 Apr to 11 Sep).
The one I'm looking forward to most is of the 16th-century master, Jan Gossaert,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23 Feb to 30 May). While seldom lovable, his eye-teasing portraits and Holy Families have a glacial beauty.
The one to watch: In a day when public sculpture veers between soulless and kitsch, young Scot Michael Vissocchi, winner of the last Jerwood sculpture prize, offers a new monumental voice. Don't expect to see his work on Trafalgar Square's Fourth Plinth: it's too good.
Jazz/World
Phil Johnson
The chance to see a cult attraction in a mainstream setting doesn't get much better than the appearance of the Brazilian singer and guitarist Vinicius Cantuaria in a duo with guitarist Bill Frisell, in the emphatically non-cult setting of London's Ronnie Scott's (11 and 12 Jan).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ar the alternately smooth and spiky sound-world of Cantuaria, whose updates on the bossa nova tradition take as much from the downtown New York City as they do from Rio. There's another cult offering when north London's The Vortex launches a new literary series with a reading by Geoff Dyer (13 Jan), the author of what Keith Jarrett called "the best book ever written about jazz".
The one to watch: Vinicius Cantuaria
Jazz/World
Howard Male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West African music fans have delighted in a wealth of re-released material from Orchestre Poly-Rythmo de Cotonou. This year sees the release of their first new album of new material in 20 years, and also sees them play live at the Scala in King's Cross (31 Mar). The next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is always being predicted, but personally I'm hoping for something a little edgier from this earthy, funky outfit. I'm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new releases from the unselfconsciously eclectic Denver-based band DeVotchKa and the Ethiopiques-meets-roots-reggae collective Dub Colossus. Both these bands are going where no band has gone before, and that, for my money, is what it's all about.
The one to watch: Dub Colossus.
Dance
Jenny Gilbert
No one likes shelling out on a dud, so Sadler's Wells Sampled (28 & 29 Jan) lets you try before you buy. For only £12 a seat, or £6 standing, punters can see live excerpts from coming attractions, including stars from American Ballet Theatre, due to present two double bills (1-6 Feb), Balletboyz' latest venture, and a taster of ZooNation's Some Like it Hip Hop. What won't be in preview are the equestrian stars of The Centaur and the Animal (1-6 Mar), a dressage show from Spain in which elements of man and horse meet and merge. Most eagerly awaited of all at the Wells is the Pet Shop Boys' collaboration with Javier de Frutos in a full-length dancework based on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The Incredible Thing, with ex-Royal Ballet star Ivan Putrov (17-26 Mar). The Royal Ballet pushes the boat out with Christopher Wheeldon's new, full-evening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bove, to a new score by Joby Talbot (2-15 Mar).
The one to watch: The fabulous new principal Sergei Polunin, in Alice, and making his RB debut in Giselle (12 Jan).
Pop/Rock
Simon Price
For what feels like the tenth successive year, the early months of 2011 will see the industry and media conspire to install a gaggle of new solo females. Heading the list is Jessie J, a Siobhan Fahey-faced shouter from Essex whose "Do It Like A Dude" saw her scoop both the BBC's Sound of 2011 poll and Critic's Choice at the forthcoming Brits. Like it or loathe it, she'll be inescapable.
Expect coercion campaigns behind foghorn-voiced Brummie Clare Maguire and rent-a-collaborator Katy B. There may even be another attempt to launch I Blame Coco (Sting's daughter). More interesting is the still under wraps Paper Tiger, a Brighton-based wonky-pop protegée of Preston from The Ordinary Boys.
Another exciting spring for fans of nepotism, as the full weight of hipster hype gets thrown behind Ramones soundalikes The Vaccines. Morecambe soul-punks The Heartbreaks will deservedly get the big push. Meanwhile, protest-pop berserker The Agitator and R&B commies Thee Faction may chime with the political mood.
Even more than previous Britpop reunions (Suede, Blur), a special edge of excitement surrounded the announcement that Jarvis Cocker was reconvening the classic line-up of the mighty Pulp for a handful of festival shows in the summer.
The Playbutton may just be the saviour of the "physical" product. A pre-recorded MP3 player in the form of a two-inch badge bearing the album's artwork, it allows the wearer to show off their taste, like ostentatiously brandishing a Penguin paperback.
Rock/Folk/Americana
Simmy Richman
The BBC's Sound of 2011 poll has value but away from the bolt-on mainstream stars-in-the-making only Anna Calvi will be of serious interest to serious music lovers. And the truth is (spoiler alert!): music writers cannot see into the future. In that spirit, I'm going to take it as read that you don't need me to tell you that The Decemberists (poppier, almost REM-ey), Iron & Wine (more experimental) and Fleet Foxes (more of the same would be no bad thing) will all deliver albums soon and that they will be full of the good stuff.
Of the new acts, the albums I'm most excited about all seem to come from female singers who together form a sort of anti-Gaga army: pure, unadulterated with a lack of affectation. That list includes Secret Sisters (Alabama-born siblings singing old-fashioned country in voices that can break your heart), Zoe Muth (more country, this time with a Seattle-ite's urban edge) and our own Hannah Peel (dark folky loveliness with a Tunng twist).
And then there is James Walbourne, once the guitarist in Peter Bruntnell's band, who this month releases his first solo album, a must for lovers of the Jayhawks, whose own classic early albums are about to be dusted down in search of the glory they so richly deserve.
But the thing I'm most excited about is a musical. Regina Spektor's Sleeping Beauty is due to open on Broadway this year, but you never know. You can't rush genius.
The one to watch: Hannah Peel.
Theatre
Kate Bassett
The West End's Nöel Coward theatre gets adventurous in mid-January, presenting the Muscovite Sovremennik company's Three Sisters, Cherry Orchard, and Into the Whirlwind – memories of Stalin's gulags. Cheek by Jowl's extraordinary Russian ensemble tours with The Tempest, from March.
Hotshot Rupert Gould stage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t Stratford's rebuilt Royal Shakespeare Theatre in May. Come June, Kevin Spacey steals the limelight as Sam Mendes's Old Vic Richard III.
Next month, Robert Lepage wings his way to the Barbican for The Blue Dragon: a sequel to his epic Dragon's Trilogy. In March, a sinister new Neil LaBute, In a Forest, Dark and Deep, slinks into the Vaudeville, starring Olivia Williams.
The Holy Rosenbergs marks playwright Ryan Craig's National Theatre debut, in March: Henry Goodman plays a Jewish father whose offspring radically disagree over Gaza. In February, climate change creeds are scrutinised, in an NT documentary drama, Greenland, and in polemicist Richard Bean's new black comedy, The Heretic, at the Royal Court.
The one to watch: Jessica Raine, having caught the eye in edgy teenage roles, will star in Clifford Odets' Rocket to the Moon at the NT in March. She plays the ferocious seductress Cleo Singer, sending Joseph Millson's repressed Ben Stark into a spin.
Museums
Jenny Gilbert
Buoyed by the increased footfall generated by Radio 4'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the British Museum is on a roll. Afghanistan: Crossroads of the Ancient World (from 3 Mar) will showcase more than 200 artefacts belonging t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fghanistan (a building "undergoing reconstruction"). They range from Classical sculpture, Roman glass, and stone tableware from Egypt, to personal ornaments worn by the nomadic elite, all feared lost after the Soviet invasion of 1979. Their survival is due to Afghan officials who hid them from the Taliban. Also at the British Museum, Treasures of Heaven (from 23 Jun) assembles sacred objects of the medieval age, when physical relics of the saints were believed to connect man and heaven.
As if taking up the baton from the Barbican Art Gallery, whose Future Beauty: 30 Years of Japanese Fashion continues (to 6 Feb), the Victoria & Albert fêtes Yohji Yamamoto (from 12 Mar),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rovokingly enigmatic designers of fashion.
The National Army Museum's Wives and Sweethearts (9 Feb) looks at love on the frontline in the Napoleonic, Crimean and World War conflicts as well as today's. Also in February, the Herbert Museum in Coventry launches its own blockbuster, Secret Egypt, and vows to dispel some popular myths.
Film (Art House)
Jonathan Romney
The art-house idols of 2011 will be animals. A 40-year-old orang-utan is the hyper-charismatic star of Nénette, from French documentarist Nicolas Philibert (Etre et Avoir), while the year's cult European hit could be Le Quattro Volte, a dialogue-free Italian marvel in which the show is stolen by a herd of goats and a dog with the comic timing of Jacques Tati.
National treasures Terence Davies and Lynne Ramsay return with new fictions: respectively, Terence Rattigan adaptation The Deep Blue Sea and problem-child drama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The Coen brothers gee up the Western tradition with Jeff Bridges in a magnificent remake of True Grit, inset below, Martin Scorsese goes 3D with robot fantasy Hugo Cabret; David Cronenberg hits the couch for A Dangerous Method, his take on Freud and Jung; and Terence Malick ponders the meaning of it all in Tree of Life. And, if you need of cheering up, there's Lars von Trier's end-of-the-world drama, Melancholia.
And my wish for 2011? That Iran shouldfree director Jafar Panahi (Offside, The Circle) and lift its gag on his film-making.
One to watch: Mr Unavoidable in 2011 is Tom Hiddleston (The Deep Blue Sea, Kenneth Branagh's Thor, Steven Spielberg's War Horse) and much more.
Film (Mainstream)
Nicholas Barber
Superheroes abound: there's Green Hornet (14 Jan) with Seth Rogen, directed by Michel Gondry; the Hornet's near-namesake, the Green Lantern (17 Jun) played by Ryan Reynolds; Marvel paves the way for its team-up blockbuster, The Avengers, by introducing two more of the personnel: Thor (29 Apr) and Captain America: The First Avenger (29 Jul).
There's a double helping of Matt Damon in The Adjustment Bureau (4 Mar) – in which he and Emily Blunt dodge the agents of Fate – and Steven Soderbergh's Contagion (21 Oct), where he faces a "lethal airborne virus".
The Adventures of Tintin: The Secret of the Unicorn (26 Oct), is a motion-capture version of Hergé's adventures (Avatar style, in other words), directed by Steven Spielberg. In 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16 Sep), Gary Oldman finally tackles a worthy role as John le Carré's George Smiley.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 (18 May) zeroes in on Johnny Depp's Captain Jack. Orlando Bloom and Keira Knightley have walked the plank.
One to watch: Rooney Mara, right, is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due 26 Dec).
Television
Hugh Montgomery
Drama gets off to a good start as Channel 4 serves up The Promise (Feb), Peter Kosminsky's four-part serial about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and BBC2's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Feb) sees Doctor Who, Matt Smith, play it fast and louche as novelist Christopher Isherwood in pre-war Berlin. Elsewhere, ITV puts its faith in the supernatural with Marchlands (early Feb), a tale of a haunted house across the eras, and new US import channel Sky Atlantic launches with the first series of Martin Scorsese's much-hyped Prohibition saga Boardwalk Empire (early Feb).
For laughs, Episodes (BBC2, 10 Jan), a sitcom about the making of a sitcom, stars Matt LeBlanc as himself alongside Tamsin Greig and Stephen Mangan. Meanwhile Greig also crops up in Friday Night Dinner (Channel 4, late Feb) centred on a Jewish family's weekly get-togethers.
Many families will tune in to sub-Strictly jamboree Dancing on Ice (ITV1, 9 Jan), back with a more nondescript line-up than ever, while the retail doyenne Mary Portas, right, makes a more welcome return with a new show challenging customer service (Channel 4, Jan). For genuine "reality TV", there's How TV Ruined Your Life (BBC2, late Jan/Feb) in which the ever scabrous Charlie Brooker dissects the lies fed to us by the small screen
Sunday, August 8, 2010
Industrial Bloom By Christopher Dewolf
Earlier this year, in the last few days before the heat of summer, nearly 50,000 people visited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t Fair, a 65% jump in attendance over last year. It's another step up for the aspiring capital of Asia's art market, a city where auction houses sold $502 million in art last year alone. But while collectors flock to Hong Kong to scoop up works by popular mainland Chinese artists such as Yue Minjun and Zhang Xiaogang, Hong Kong's real artistic vanguard can be found 40 minutes by train from the city center, in the grimy industrial area of Fo Tan, where artists work next to sausagemakers and metalsmiths in hulking, derelict factories. For years, manufacturers have been fleeing to cheaper pastures in China, so Hong Kong, notorious for high rents, has had a surplus of vacant industrial space. The result has been an explosion of creativity.
Fo Tan's pioneering artists arrived in the early 2000s, when a sluggish economy and the SARS crisis sent rents tumbling. Now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in the area, many of them graduates of the nearb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ile there's nothing new about artists setting up shop in obsolete industrial areas — it happened in New York City's SoHo in the 1960s and Beijing's Dashanzi in the 1990s — its impact in Hong Kong has been profound. There are now more full-time artists than ever before and they're catching the eye of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s. In January, more than 10,000 people flocked to Fo Tan's annual open-studios event. (See the 10 reasons to visit Hong Kong's NoHo.)
The district has given "a lot of people space and a community that wasn't there before," says Tobias Berger, a German curator who worked at Hong Kong's Para/Site Art Space during the years of Fo Tan's emergence. He and other curators helped draw attention to the district's artists, and since then a number of them have made a mark at international events like the Venice Biennale and in galleries as far afield as Sydney and Stockholm. "And it's not only Fo Tan," Berger says. "There's more happening now in other parts of the city too."
Kacey Wong, 38, has seen the transformation firsthand. Trained as an architect, he began working on conceptual-art installations in the 1990s. Last year, Wong dressed up as a skyscraper at the Subvision Festival in Hamburg, and in 2008, his installation Wandering Home, a miniature Hong Kong apartment set atop a tricycle, was shown at the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See pictures of Hong Kong.)
"Usually, the artist grows in scale to the studio," he says, recalling how he started off working in his mom's living room. "I was making this 20-ft.-long crocodile out of corrugated cardboard. It was a huge mess. Suddenly, I heard the keychain jangling by the door and it was my mom coming home. I froze with such a feeling of guilt. That's when I realized I needed my own space." Like other local artists, Wong had long carried with him the stigma of working in an inscrutable profession that was rarely lucrative or even feasible. "Before, people were just doing art at home and getting yelled at by their parents," says Wong. "These days, a fresh graduate from art school can share a studio for HK$1,000 [$130] a month. It's a system that allows people to grow as artists."
Casper Chan is hoping to do just that. After graduating from Chinese University's art school two years ago, the 25-year-old painter spent some time renting a studio with former classmates. "My work wouldn't have been so large if I hadn't had a studio," she says. (Her series of Hong Kong teenagers rendered on big wood panels stands in testament to that fact.) Being in Fo Tan also gave her a shot at greater exposure. "A lot of gallery owners came to the open-studio days and talked to me and invited me to have a show," she says. (See the top 10 Chinese knockoffs.)
Some artists have gone a step further, using their studios to market themselves and each other. Last year, photographer Quist Tsang joined up with two friends to open Hidden Culture in another run-down industrial district in east Kowloon. The venture serves as a work space and exhibition venue for emerging artists. "We are not popular, we are not famous, but we have passion for the things we do," says Tsang.
Since studio space became more readily available, Hong Kong artists have grown more sophisticated says Tang Ying-chi, herself a mixed-media artist and the editor of the coffee-table volume Oasis: Artists' Studios in Hong Kong. "Their work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than 10 or 20 years ago, when there were more watercolors and Chinese ink paintings. Now they use everyday materials in their work. It's more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city they live in."
But they aren't the only ones to have noticed the potential of old industrial premises. Property developers are keen on putting them to use too, and they have successfully pressured the government to make it easier to convert former factories into apartments, offices and even hotels. Rents are already skyrocketing. Last month, Chan was evicted from her studio after her landlord sold it. At the same time, the bigger the arts community becomes, the louder its voice gets. Artists' complaints about rising rents have caught the ear of a government keen to address the charges of philistinism historically leveled at Hong Kong by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reativity. More subsidized space for artists is in the pipeline — so is a study to determine just how many artists are out there. If the phenomenon of Fo Tan is anything to go by, the answer could be higher than anyone supposes.
Read more: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008795,00.html#ixzz0w1x6qXEk
Fo Tan's pioneering artists arrived in the early 2000s, when a sluggish economy and the SARS crisis sent rents tumbling. Now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in the area, many of them graduates of the nearb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ile there's nothing new about artists setting up shop in obsolete industrial areas — it happened in New York City's SoHo in the 1960s and Beijing's Dashanzi in the 1990s — its impact in Hong Kong has been profound. There are now more full-time artists than ever before and they're catching the eye of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s. In January, more than 10,000 people flocked to Fo Tan's annual open-studios event. (See the 10 reasons to visit Hong Kong's NoHo.)
The district has given "a lot of people space and a community that wasn't there before," says Tobias Berger, a German curator who worked at Hong Kong's Para/Site Art Space during the years of Fo Tan's emergence. He and other curators helped draw attention to the district's artists, and since then a number of them have made a mark at international events like the Venice Biennale and in galleries as far afield as Sydney and Stockholm. "And it's not only Fo Tan," Berger says. "There's more happening now in other parts of the city too."
Kacey Wong, 38, has seen the transformation firsthand. Trained as an architect, he began working on conceptual-art installations in the 1990s. Last year, Wong dressed up as a skyscraper at the Subvision Festival in Hamburg, and in 2008, his installation Wandering Home, a miniature Hong Kong apartment set atop a tricycle, was shown at the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See pictures of Hong Kong.)
"Usually, the artist grows in scale to the studio," he says, recalling how he started off working in his mom's living room. "I was making this 20-ft.-long crocodile out of corrugated cardboard. It was a huge mess. Suddenly, I heard the keychain jangling by the door and it was my mom coming home. I froze with such a feeling of guilt. That's when I realized I needed my own space." Like other local artists, Wong had long carried with him the stigma of working in an inscrutable profession that was rarely lucrative or even feasible. "Before, people were just doing art at home and getting yelled at by their parents," says Wong. "These days, a fresh graduate from art school can share a studio for HK$1,000 [$130] a month. It's a system that allows people to grow as artists."
Casper Chan is hoping to do just that. After graduating from Chinese University's art school two years ago, the 25-year-old painter spent some time renting a studio with former classmates. "My work wouldn't have been so large if I hadn't had a studio," she says. (Her series of Hong Kong teenagers rendered on big wood panels stands in testament to that fact.) Being in Fo Tan also gave her a shot at greater exposure. "A lot of gallery owners came to the open-studio days and talked to me and invited me to have a show," she says. (See the top 10 Chinese knockoffs.)
Some artists have gone a step further, using their studios to market themselves and each other. Last year, photographer Quist Tsang joined up with two friends to open Hidden Culture in another run-down industrial district in east Kowloon. The venture serves as a work space and exhibition venue for emerging artists. "We are not popular, we are not famous, but we have passion for the things we do," says Tsang.
Since studio space became more readily available, Hong Kong artists have grown more sophisticated says Tang Ying-chi, herself a mixed-media artist and the editor of the coffee-table volume Oasis: Artists' Studios in Hong Kong. "Their work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than 10 or 20 years ago, when there were more watercolors and Chinese ink paintings. Now they use everyday materials in their work. It's more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city they live in."
But they aren't the only ones to have noticed the potential of old industrial premises. Property developers are keen on putting them to use too, and they have successfully pressured the government to make it easier to convert former factories into apartments, offices and even hotels. Rents are already skyrocketing. Last month, Chan was evicted from her studio after her landlord sold it. At the same time, the bigger the arts community becomes, the louder its voice gets. Artists' complaints about rising rents have caught the ear of a government keen to address the charges of philistinism historically leveled at Hong Kong by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reativity. More subsidized space for artists is in the pipeline — so is a study to determine just how many artists are out there. If the phenomenon of Fo Tan is anything to go by, the answer could be higher than anyone supposes.
Read more: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008795,00.html#ixzz0w1x6qXEk
Thursday, July 1, 2010
Why artists are turning to video as a medium
Jonathan Brooks-Jones explores a burgeoning art form
Artes Mundi is a biennial competition that showcases the work of emerging art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t celebrates art that discusses the human condition and/or the human form. Within that broader area of interest each individual competition, or ‘cycle’, has a central theme that links the artworks. Two new selectors are enlisted each time, who determine each cycle’s theme. This year, its fourth, the selectors are curators Viktor Misiano from Russia and Levent Çalikoğlu from Turkey. Both have a keen interest in political art, and a belief in its capacity to encourage debate. This year, the theme is migr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lthough many others permeate the works, such as globalisation,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From over 500 nominations, Misiano and Çalikoğlu short-listed eight artists. A new panel of independent judg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s selected each year, made up of artists, art historians, critics, theorists and curators. The winner of the £40,000 prize will be announced on the 19 May. It is the largest arts prize in the UK and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emerging artists.
While there are paintings, drawings and photographic works, it is video art that has the most gallery space. This has drawn a mixed reaction from the public, many of whom complain that there is ‘too much video’.
Thi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but it does seem a little odd that people aren’t excited about the chance to experience what is to many a new art form. In fact it’s not even that new. Video art has existed in the contemporary form since the 1960s, and in other forms even longer. However, the Welsh audience is rarely exposed to it, as there is a lack of modern art galleries in Wales. Video art can be difficult to interpret for one who is not acquainted with it, so I will here try to explain some of the central ideas explored in video art, and why artists are turning to video as a medium.
A common objection is that the artist could have or should have made a movie instead. It is true that artists could make movies instead, but why should they? It is not the sole right of movie-makers in Hollywood and such places to use the medium of film, and it has always been a part of artistic creation to take advantag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ways of working. In fact,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aspects of video art is its capacity to deconstruct our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moving images on a screen, making us think about how we view television and movies.
Most people are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protocol of visiting the cinema. You sit in your seat, watch the film and keep quiet until the end, when you are once again allowed to talk and move around. While you are entitled to leave whenever you like, there is a tendency to sit it out to the end and ‘get your moneys worth’. Video art, on the other hand, grants the viewer much more freedom.
Bulgarian Ergin Çavuşoğlu is one of the short-listed artists whose work deconstructs our understanding of video and film. He takes up the theme of migration and boundaries in two pieces, Voyage of No Return and Liminal Crossing. The former uses five screens, which are separated, placed at different heights with one placed on the floor, facing up and angled slightly towards the viewer. The central screen features the dialogue and beneath it is the fifth screen, with Welsh subtitles projected onto it.
This film is about migration and questions surrounding identification with a particular place, and seeing it as ‘home’. Voyage of No Return was filmed on location on Oban, an island historically used as a pit-stop when travelling on to the Hebrides, or back to mainland Scotland. Migration is therefore a key part of the island’s history and character. Here, the method of splitting the film onto different screens is used to establish locality, and to try and capture the atmosphere of Oban. This fragmentation of the screens encourages the viewer to interact with the work, perhaps walking up close to a screen and blocking the shaft of light, causing a silhouette, thus in some way becoming a part of the piece. In previous exhibitions he has projected the film directly onto the floor, so the audience can literally walk through it.
One of the interesting aspects in his other piece, Liminal Crossing, is the use of sound. In this film, a group pushes a piano across the Captain Andreevo border between Bulgaria and Turkey. The video is projected onto two screens, which face each other at a 45 – 90 degree angle, with a gap where the two edges meet. The only sound to be heard is that of the wheels turning as the piano is pushed along. This, coupled with the absence of human voices chatting, points to the sombre and somewhat lonely atmosphere. This use of diagetic sound adds realism, and in turn, tension to the piece. This contrasts with his use of a musical score in Voyage of No Return.
For me, the most interesting aspect of the soundtrack is his use of reflections. The purpose of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screens is to encourage the viewer to walk behind the screens where only the soundtrack is perceptible. If we venture deep enough into the empty space, we hear the sound as it hits the back wall and reflect back to our ears. This amounts to a rather strange and unique sensation, one rarely experienced outside an acousmatic music event.
Here, Çavuşoğlu is at once deconstruct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video and film (which really is a post-modern pass-time), and also reforming an idea that has been in circulation since the impressionists, that of light and its reflective qualities.
In all art, light must first of all play a physical, and perhaps rather obvious role, in that it enables us to see the works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is true in painting and other forms of art, but its role is extended in video art. Light must first hit the subject, reflect into the artist’s eye and the lens of the camera. Light is then shone through the film in order to project the image onto the screen. From there it is reflected into the eyes of the audience. As with the impressionists, the importance of light has taken on a role of conceptual importance, in which the art comes to discuss light.
For example, Per Speculum by Albanian artist Adrian Paci,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light. In the final, wide-angle shot, a group of children sit in amongst the branches of a tree and use the broken pieces of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sunlight back to the camera. This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distance travelled by light, especially in video art. Paci also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projector, a unique feature of video art. He does this by using a particularly old-fashioned and noisy one (however, against the artist’s intentions, for health and safety reasons it had to be sealed in a metal box, thus trapping much of its sound).
The importance of light and the projector may also be seen in Çavuşoğlu’s choice of where to mount the plaque with his name and title of the work (Voyage…). It is placed on the wall onto which the projectors are mounted.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rojector, and the role it performs, is of equal importance to the installation as a whole.
For many, video and film seems too commercial, because we are so used to it being us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such as adverts, television, movies and music videos. While some of these may be termed ‘artistic’, video art’s focus is directed exclusively on the artistic capacity of video.
Part of video art’s power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we are so used to seeing video and film in other forms. This means that when we are asked to look at video as an artistic form, and it contains images we are not expecting, the effect is automatically, at first, surreal. Imagine tuning into the Chris Moyles show and hearing the music of Arnold Schoenberg! Hearing music without a tonal centre is likely to be a new and unsettling experience for the average Radio 1 listener in any case, but it is doubly surprising because that is the last place one would expect to hear atonal music. Similarly, we are so used to the kind of content normally contained on video, that when we see something more artistic and adventurous than, say, Coronation Street or Big Brother, it tends to shock. This gives video art added depth of impact.
As Çavuşoğlu demonstrates with his experimental approach, one thing video art does is reference other forms, styles and techniques. In a sense this makes them ‘antique’. The new, reformed use of an old style can bring us a new awareness of it. Previously we just took it for granted and didn’t normally think about where it had come from, it simply exists. When something is presented to us again, and we are asked to look at it afresh, we tend to understand it differently.
While some artists dispense with the use of a narrative plot, others make use of a reformed narrative style in order to get their point across. Israeli artist, Yael Bartana, makes use of narrative form in her piece Wall and Tower, which is, in my opinion, one of the strongest pieces at this year’s Artes Mundi. This piece, which is the second in a trilogy, raises questions about nationalism and Zionism by depi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kibbutz (which ha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a concentration camp) in what used to be the Warsaw ghetto. The film opens with a speech written and delivered by (real-life left-wing activist and campaigner) Slawomir Sierakowski, calling all Jews to return to Poland.
This piece is one of the most thorough and comprehensive works in the exhibition, in which each part bears the weight of the whole. The enlistment of a real-life political activist, the use of propaganda film styles, through to the printing and supplication of the Jewish Renaissance Movement in Poland’s manifesto, as well as instructions on how to build a wall and tower like the one in the film. The artist’s instructions are to ‘take and distribute’, adding yet another layer to an already complex piece. It is also interesting because the movement did not exist before the first film had been made, and Bartana apparently did not even intend to start the movement by creating this artwork. She was merely trying to “ask questions, not tell people what to think”. A likely story! In any case, those questions are being raised, about nationalism, Zionism, the situation in Israel and Palestine, and also Poland (an interesting blog about the Polish reaction to this piece can be read here).
This film makes use of cinematic, documentary, and propaganda film techniques. It is a highly effecting piece, due to the polished acting and musical soundtrack, featuring the triumphant sounding Polish national anthem. The use of cinematic formulae probably makes it easier to digest for the uninitiated, while the content remains highly engaging and requires the viewer to keep watching in order to see where it is going. This is also an example, by the way, of a film that probably should be seen all the way through in order to fully appreciate the meaning, which is not immediately given to the viewer on a plate, but is slowly teased out as the events unfold.
Another idea at work in video art is the performative aspect. Considering a piece of video as a performance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ich part, exactly, does the art consist in – is it the subject? The film of the subject? The (temporary) projection of the film? Which part is valuable? Is it the film itself, or the moment at which it is projected onto a screen? Is the screening to be considered a ‘performance’?
Video art differs from other forms of art because paintings, sculptures, prints, drawings etc. are physically there, mounted on the wall, or placed on a stand or otherwise. Of course, a projected video is in some way ‘physically’ there, but in a different way, it is, rather, the projection of something which has happened before that has been captured on film, and is not actually happening any more. No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a play or performance art piece, which are viewed as they happen.
Artists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elements that are unique to a particular form of art. For example, sculpture has the greatest capacity for three-dimensional work. However,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hat some painters have taken their work in a three-dimensional direction. Expressionist painter Frank Auerbach layers oil paints onto the canvas in thick measure (‘impasto’), thus creating works that have a three-dimensional quality. This links in with the earlier point about the practice of reforming other styles, which much modern art is concerned with.
So, for artists making video, the materials that are unique to them are movement and time. No other art form has the capacity to explore those materials in quite the same way. Performance art, of course, features movement, and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ime-based art’. However, video has a greater control over these materials, as video can be sped up or slowed down to any degree. An interesting example in which this is done is the film See you later / Au Revoir, by Michael Snow, in which a 30 second interaction is slowed down to last twelve minutes. Video art has a somewhat stronger hold over the manipulation of time as a material than performance art. However, performance artists have a stronger hold on the performative aspect, which video art sometimes tries to incorporate, as touched on above.
Finally, something must be said about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much of the work at this year’s Artes Mundi. It was suggested during one of the lunchtime tours, that the serious political nature of many of the piece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ose who are new to video art to get the most out of them. The fact that it overwhelms some may be taken to show that video is worthy of political art, in that it has the capacity to convey the seriousness and magnitud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themselves often overwhelming.
The crucial point to make here is that for political art to be successful in raising awareness and encouraging debate, it must refuse to offer any resolution. If a work of art has a political impetus, and that political issue remains unresolved, the film must end without having supplied resolution. If a film supplies resolution, it makes it far easier for the viewer to walk away and forget all about it.
Many of the pieces at the Artes Mundi resist the supplication of resolution. In particular, Taiwanese artist Chen Chieh-jen’s work features the staunchest resistance to resolution, and is unlikely to leave the viewer’s conscience for some time once it has been absorbed. His films entitled Empire’s Borders 1 & 2, feature women from Taiwan telling the stories of how their husbands have been detained for no good reason whilst traveling to in and out of Taiwan. There is no resolution, because the men are still detained, and their wives have no idea when they will see them again. Bartana’s work also resists the supplication of resolution, par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final part of the trilogy is yet to have been made.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 final installment turns out.
In conclusion, we have seen that there are a great number of ideas at work in this burgeoning art form. We can see that it is valid, not least because it has often been thoroughly worked and reworked at all stages from conception to production to screening. Avant-garde film is almost always designed to confront the viewer, who is often forced to concentrate and think about what it is they’re viewing.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as it is a new form, there is an element of experimentation to video art. This can cause problems, such as the overflow of sound between pieces in close proximity to one another. The worst case of this at the Artes Mundi is that the soundtrack from Wall and Tower can be heard when one is watching Chieh-jen’s other piece, Factory, which is meant to be a silent film. However, I would say that while this is unfortunate, it is perhaps to be expected, a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Wales in Cardiff was never designed to exhibit video works, and was not purpose built to prevent such overspill. It is also indicative of something larger and more exciting happening in the world of art, the growth of something that feels like a new form.
The public’s unfavourable reaction may be put down to a general reluctance to appreciate something new and crucially, unfamiliar. In a world where we are bombarded with the eternal sameness of mainstream art, music, theatre and film it can be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accept something more or less unprecedented in their cultural experience. It requires more ‘cultural capital’, to use Bourdieu’s phrase, than dominant mainstream culture provides us. However, the galleries were busy on many of the occasions that I visited. This is down to the good work of the Artes Mundi association, which no-doubt encourages interest in the avant-garde.
Indeed, as a burgeoning art form video is conceptually and aesthetically rich. It provides the artist with unique opportunities to experiment with a vast array of elements: screen, soundtrack, projector, content, style, and others. While it may require a little more effort to unravel the meaning of a piece, it can be a highly rewarding and unique experience, one that is likely to become easier the more often we’re exposed to it. It is helpful, therefore, that Artes Mundi employs a team of ‘live guides’ who have met the artists and discussed the pieces with them. They act as the link between the artist and the public that is all-too-often missing from modern art galleries. They provide a 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meaning and history behind th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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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Artes Mundi, cinema, Deconstruction, Ergin Cavusoglu, Impressionism, Migr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performance art, Video art, Yael Bartana
Jonathan Brooks-Jones is an intern with the IWA
Artes Mundi is a biennial competition that showcases the work of emerging art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t celebrates art that discusses the human condition and/or the human form. Within that broader area of interest each individual competition, or ‘cycle’, has a central theme that links the artworks. Two new selectors are enlisted each time, who determine each cycle’s theme. This year, its fourth, the selectors are curators Viktor Misiano from Russia and Levent Çalikoğlu from Turkey. Both have a keen interest in political art, and a belief in its capacity to encourage debate. This year, the theme is migr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lthough many others permeate the works, such as globalisation,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From over 500 nominations, Misiano and Çalikoğlu short-listed eight artists. A new panel of independent judg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s selected each year, made up of artists, art historians, critics, theorists and curators. The winner of the £40,000 prize will be announced on the 19 May. It is the largest arts prize in the UK and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emerging artists.
While there are paintings, drawings and photographic works, it is video art that has the most gallery space. This has drawn a mixed reaction from the public, many of whom complain that there is ‘too much video’.
Thi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but it does seem a little odd that people aren’t excited about the chance to experience what is to many a new art form. In fact it’s not even that new. Video art has existed in the contemporary form since the 1960s, and in other forms even longer. However, the Welsh audience is rarely exposed to it, as there is a lack of modern art galleries in Wales. Video art can be difficult to interpret for one who is not acquainted with it, so I will here try to explain some of the central ideas explored in video art, and why artists are turning to video as a medium.
A common objection is that the artist could have or should have made a movie instead. It is true that artists could make movies instead, but why should they? It is not the sole right of movie-makers in Hollywood and such places to use the medium of film, and it has always been a part of artistic creation to take advantag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ways of working. In fact,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aspects of video art is its capacity to deconstruct our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moving images on a screen, making us think about how we view television and movies.
Most people are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protocol of visiting the cinema. You sit in your seat, watch the film and keep quiet until the end, when you are once again allowed to talk and move around. While you are entitled to leave whenever you like, there is a tendency to sit it out to the end and ‘get your moneys worth’. Video art, on the other hand, grants the viewer much more freedom.
Bulgarian Ergin Çavuşoğlu is one of the short-listed artists whose work deconstructs our understanding of video and film. He takes up the theme of migration and boundaries in two pieces, Voyage of No Return and Liminal Crossing. The former uses five screens, which are separated, placed at different heights with one placed on the floor, facing up and angled slightly towards the viewer. The central screen features the dialogue and beneath it is the fifth screen, with Welsh subtitles projected onto it.
This film is about migration and questions surrounding identification with a particular place, and seeing it as ‘home’. Voyage of No Return was filmed on location on Oban, an island historically used as a pit-stop when travelling on to the Hebrides, or back to mainland Scotland. Migration is therefore a key part of the island’s history and character. Here, the method of splitting the film onto different screens is used to establish locality, and to try and capture the atmosphere of Oban. This fragmentation of the screens encourages the viewer to interact with the work, perhaps walking up close to a screen and blocking the shaft of light, causing a silhouette, thus in some way becoming a part of the piece. In previous exhibitions he has projected the film directly onto the floor, so the audience can literally walk through it.
One of the interesting aspects in his other piece, Liminal Crossing, is the use of sound. In this film, a group pushes a piano across the Captain Andreevo border between Bulgaria and Turkey. The video is projected onto two screens, which face each other at a 45 – 90 degree angle, with a gap where the two edges meet. The only sound to be heard is that of the wheels turning as the piano is pushed along. This, coupled with the absence of human voices chatting, points to the sombre and somewhat lonely atmosphere. This use of diagetic sound adds realism, and in turn, tension to the piece. This contrasts with his use of a musical score in Voyage of No Return.
For me, the most interesting aspect of the soundtrack is his use of reflections. The purpose of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screens is to encourage the viewer to walk behind the screens where only the soundtrack is perceptible. If we venture deep enough into the empty space, we hear the sound as it hits the back wall and reflect back to our ears. This amounts to a rather strange and unique sensation, one rarely experienced outside an acousmatic music event.
Here, Çavuşoğlu is at once deconstruct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video and film (which really is a post-modern pass-time), and also reforming an idea that has been in circulation since the impressionists, that of light and its reflective qualities.
In all art, light must first of all play a physical, and perhaps rather obvious role, in that it enables us to see the works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is true in painting and other forms of art, but its role is extended in video art. Light must first hit the subject, reflect into the artist’s eye and the lens of the camera. Light is then shone through the film in order to project the image onto the screen. From there it is reflected into the eyes of the audience. As with the impressionists, the importance of light has taken on a role of conceptual importance, in which the art comes to discuss light.
For example, Per Speculum by Albanian artist Adrian Paci,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light. In the final, wide-angle shot, a group of children sit in amongst the branches of a tree and use the broken pieces of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sunlight back to the camera. This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distance travelled by light, especially in video art. Paci also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projector, a unique feature of video art. He does this by using a particularly old-fashioned and noisy one (however, against the artist’s intentions, for health and safety reasons it had to be sealed in a metal box, thus trapping much of its sound).
The importance of light and the projector may also be seen in Çavuşoğlu’s choice of where to mount the plaque with his name and title of the work (Voyage…). It is placed on the wall onto which the projectors are mounted.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rojector, and the role it performs, is of equal importance to the installation as a whole.
For many, video and film seems too commercial, because we are so used to it being us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such as adverts, television, movies and music videos. While some of these may be termed ‘artistic’, video art’s focus is directed exclusively on the artistic capacity of video.
Part of video art’s power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we are so used to seeing video and film in other forms. This means that when we are asked to look at video as an artistic form, and it contains images we are not expecting, the effect is automatically, at first, surreal. Imagine tuning into the Chris Moyles show and hearing the music of Arnold Schoenberg! Hearing music without a tonal centre is likely to be a new and unsettling experience for the average Radio 1 listener in any case, but it is doubly surprising because that is the last place one would expect to hear atonal music. Similarly, we are so used to the kind of content normally contained on video, that when we see something more artistic and adventurous than, say, Coronation Street or Big Brother, it tends to shock. This gives video art added depth of impact.
As Çavuşoğlu demonstrates with his experimental approach, one thing video art does is reference other forms, styles and techniques. In a sense this makes them ‘antique’. The new, reformed use of an old style can bring us a new awareness of it. Previously we just took it for granted and didn’t normally think about where it had come from, it simply exists. When something is presented to us again, and we are asked to look at it afresh, we tend to understand it differently.
While some artists dispense with the use of a narrative plot, others make use of a reformed narrative style in order to get their point across. Israeli artist, Yael Bartana, makes use of narrative form in her piece Wall and Tower, which is, in my opinion, one of the strongest pieces at this year’s Artes Mundi. This piece, which is the second in a trilogy, raises questions about nationalism and Zionism by depi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kibbutz (which ha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a concentration camp) in what used to be the Warsaw ghetto. The film opens with a speech written and delivered by (real-life left-wing activist and campaigner) Slawomir Sierakowski, calling all Jews to return to Poland.
This piece is one of the most thorough and comprehensive works in the exhibition, in which each part bears the weight of the whole. The enlistment of a real-life political activist, the use of propaganda film styles, through to the printing and supplication of the Jewish Renaissance Movement in Poland’s manifesto, as well as instructions on how to build a wall and tower like the one in the film. The artist’s instructions are to ‘take and distribute’, adding yet another layer to an already complex piece. It is also interesting because the movement did not exist before the first film had been made, and Bartana apparently did not even intend to start the movement by creating this artwork. She was merely trying to “ask questions, not tell people what to think”. A likely story! In any case, those questions are being raised, about nationalism, Zionism, the situation in Israel and Palestine, and also Poland (an interesting blog about the Polish reaction to this piece can be read here).
This film makes use of cinematic, documentary, and propaganda film techniques. It is a highly effecting piece, due to the polished acting and musical soundtrack, featuring the triumphant sounding Polish national anthem. The use of cinematic formulae probably makes it easier to digest for the uninitiated, while the content remains highly engaging and requires the viewer to keep watching in order to see where it is going. This is also an example, by the way, of a film that probably should be seen all the way through in order to fully appreciate the meaning, which is not immediately given to the viewer on a plate, but is slowly teased out as the events unfold.
Another idea at work in video art is the performative aspect. Considering a piece of video as a performance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ich part, exactly, does the art consist in – is it the subject? The film of the subject? The (temporary) projection of the film? Which part is valuable? Is it the film itself, or the moment at which it is projected onto a screen? Is the screening to be considered a ‘performance’?
Video art differs from other forms of art because paintings, sculptures, prints, drawings etc. are physically there, mounted on the wall, or placed on a stand or otherwise. Of course, a projected video is in some way ‘physically’ there, but in a different way, it is, rather, the projection of something which has happened before that has been captured on film, and is not actually happening any more. No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a play or performance art piece, which are viewed as they happen.
Artists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elements that are unique to a particular form of art. For example, sculpture has the greatest capacity for three-dimensional work. However,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hat some painters have taken their work in a three-dimensional direction. Expressionist painter Frank Auerbach layers oil paints onto the canvas in thick measure (‘impasto’), thus creating works that have a three-dimensional quality. This links in with the earlier point about the practice of reforming other styles, which much modern art is concerned with.
So, for artists making video, the materials that are unique to them are movement and time. No other art form has the capacity to explore those materials in quite the same way. Performance art, of course, features movement, and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ime-based art’. However, video has a greater control over these materials, as video can be sped up or slowed down to any degree. An interesting example in which this is done is the film See you later / Au Revoir, by Michael Snow, in which a 30 second interaction is slowed down to last twelve minutes. Video art has a somewhat stronger hold over the manipulation of time as a material than performance art. However, performance artists have a stronger hold on the performative aspect, which video art sometimes tries to incorporate, as touched on above.
Finally, something must be said about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much of the work at this year’s Artes Mundi. It was suggested during one of the lunchtime tours, that the serious political nature of many of the piece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ose who are new to video art to get the most out of them. The fact that it overwhelms some may be taken to show that video is worthy of political art, in that it has the capacity to convey the seriousness and magnitud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themselves often overwhelming.
The crucial point to make here is that for political art to be successful in raising awareness and encouraging debate, it must refuse to offer any resolution. If a work of art has a political impetus, and that political issue remains unresolved, the film must end without having supplied resolution. If a film supplies resolution, it makes it far easier for the viewer to walk away and forget all about it.
Many of the pieces at the Artes Mundi resist the supplication of resolution. In particular, Taiwanese artist Chen Chieh-jen’s work features the staunchest resistance to resolution, and is unlikely to leave the viewer’s conscience for some time once it has been absorbed. His films entitled Empire’s Borders 1 & 2, feature women from Taiwan telling the stories of how their husbands have been detained for no good reason whilst traveling to in and out of Taiwan. There is no resolution, because the men are still detained, and their wives have no idea when they will see them again. Bartana’s work also resists the supplication of resolution, par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final part of the trilogy is yet to have been made.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 final installment turns out.
In conclusion, we have seen that there are a great number of ideas at work in this burgeoning art form. We can see that it is valid, not least because it has often been thoroughly worked and reworked at all stages from conception to production to screening. Avant-garde film is almost always designed to confront the viewer, who is often forced to concentrate and think about what it is they’re viewing.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as it is a new form, there is an element of experimentation to video art. This can cause problems, such as the overflow of sound between pieces in close proximity to one another. The worst case of this at the Artes Mundi is that the soundtrack from Wall and Tower can be heard when one is watching Chieh-jen’s other piece, Factory, which is meant to be a silent film. However, I would say that while this is unfortunate, it is perhaps to be expected, a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Wales in Cardiff was never designed to exhibit video works, and was not purpose built to prevent such overspill. It is also indicative of something larger and more exciting happening in the world of art, the growth of something that feels like a new form.
The public’s unfavourable reaction may be put down to a general reluctance to appreciate something new and crucially, unfamiliar. In a world where we are bombarded with the eternal sameness of mainstream art, music, theatre and film it can be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accept something more or less unprecedented in their cultural experience. It requires more ‘cultural capital’, to use Bourdieu’s phrase, than dominant mainstream culture provides us. However, the galleries were busy on many of the occasions that I visited. This is down to the good work of the Artes Mundi association, which no-doubt encourages interest in the avant-garde.
Indeed, as a burgeoning art form video is conceptually and aesthetically rich. It provides the artist with unique opportunities to experiment with a vast array of elements: screen, soundtrack, projector, content, style, and others. While it may require a little more effort to unravel the meaning of a piece, it can be a highly rewarding and unique experience, one that is likely to become easier the more often we’re exposed to it. It is helpful, therefore, that Artes Mundi employs a team of ‘live guides’ who have met the artists and discussed the pieces with them. They act as the link between the artist and the public that is all-too-often missing from modern art galleries. They provide a 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meaning and history behind th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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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Brooks-Jones is an intern with the IWA
Tuesday, June 15, 2010
本地文化遊記
本地文化遊記（一）：Fotanian 2008
週一, 2008-01-28 12:07 — Self
上星期參觀了兩個不同藝術活動，一是深港雙城雙年展於中區警署群舉辦的“再織城市“，另一為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Fotanian 2008“。感覺很不同，第一當然因為兩者為不同類形的活動，第二因為參觀的目的不同。因著不同的參觀目的，對於兩個活動，我產生了不同的體會。今次我希望集中講述對伙炭的感受。
整個火炭藝術村開放計劃中，有七幢工業大廈內的工作室參加展覽。工作室主要分佈於華聯及華樂兩幢工業大廈，而其他工作室則零散地分佈於其餘五幢大廈，主要只有一至兩間工作室在其他工業大廈裡開放。開放計劃在一月的第二及第三個週末及週日舉行，每天開放時間為下午二時至晚上八時。
繼續被邊緣化的工作室
其間大會會安排導賞團帶領參觀者參觀。但大部份人都是“自由行“，如果參觀者只抱著“行逛“的心態去參觀，當然能夠一天六小時內完成整個參觀，但問題是，參觀者中的確有很多人仔細觀賞作品，而他們用六小時（包括休息時間）只能完成於一至兩幢工業大廈內的參觀。而大部份人亦會選擇由華聯、華樂兩幢開始 “掃 “下去，最終導致其他工業大廈內的藝術工作室被邊緣化。我（持著仔細觀察的態度）在第一天用了三小時，也只能完成參觀大半幢華聯工業大廈的工作室，因為太累之故，決定要截返歸家。對，開放計劃開放整整四天，如果一天看不完，不可以第二天再看嗎？可以的，我相信總有人採取這種方法，但問題在於香港人的時間未必這般充裕: 今天能夠濟出時間，明天未必可以; 故此，這邊緣化問題亦會持續。
主辦機構應與參展團體共同商討解決這種持續的邊緣化的問題。因為不能夠移動藝術租戶的緣故，主辦機構可巧慮投放更多資源或尋找贊助，鼓勵大眾參觀被邊緣化的工業大廈；例如設計儲印章計劃，鼓勵參觀人士盡量完成整個展覽，然後以小小的大會紀念品送給參觀人士。所有方法都有其不足之處，雖然此舉可能會改變了他們的參觀目的，但這方法不排除人們為了拿紀念品而可能會越行越有興趣，忘記了本身為了拿紀念品的目的，而認真的參觀起來。
藝術繼續無界
另外，我發覺這次開放日中有些得意的現象：工作室的背景音樂。在參觀過程中，不難發現藝術家喜歡播一些柔和的音樂：由輕民謠至爵士，甚至藍調和輕板的靈魂都是他們的選擇。這很合理，如果行蘇豪區的畫廊，他們大致上都是播這類型音樂，令整個氣氛除了變得悠閒舒暢外，亦不禁增強那種說不出的高雅；感覺很 high class。如果蘇豪區是法國社會學大師Pierre Bourdieu 所認為--文化活動和品味生活因為人民的等級產生階層化的呈現，那麼整體上的火炭藝術村則為抹掉這種階層意識的粉刷；低下街層的地理位置，彈性高的說話聲調，沒有裝煌的藝術室，及歡迎各方人仕的包容量，配上蘇豪區所用的音樂，實在是一種mix and match。把難明的高雅文化帶到普羅大眾裡。有些工作室更走前衛路線，它們播放的是K 場，的士高所選的remixes。一邊參觀一邊有超remixed版（節奏快而激）Celine Dion的”All By My Self”，另有一番感覺。
多樣化的工作空間
其中一幢工業大廈的頂層的工作室為一位較知名的藝術家的藝術室。不知是有意或無意，該名藝術家的地點位於叉燒工場旁邊。一門之隔，分別是頂香卻油膩的叉燒工場及格調一流的工作室，就像到了雲咸街的畫樓般的工作室。筆者不是要貶低叉燒工場，但它確實不經意地反襯出該工作室的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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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陰暗的樓層盡頭有一間別樹一格的工作室
再下幾層，有法籍本地藝術家的工作室。同樣，其工作室都是裝修得很美麗，優雅；這是因為該工作室是被買下的，故值得花錢把其裝修一下。在那個展覽中，我見到在法國人眼中的中國，雖然眼光是奇異的，卻奇妙得真實。發展中的中國及新舊交替的中國文化，雖然對我們來說是很熟悉，熟悉得不太察覺，但就是由外國人那種奇異的眼光表達出來，重新被察覺出來。
再下再下，就是一大班年輕藝術家，走出學校，到這裡建造新天地的一群。他們很有活力，他們的作品亦很有力量，題材大膽但不失感情。我訪問了一位陳姓的女年輕藝術家，她的最新作品其中一樣為人般高大的毛織衛生巾。據陳小姐透露，她希望透過衛生巾作為一種容器，去看生命，而該作品其實是她的衛生巾作品的第三部，之前已在學校做過陶製和青銅製的衛生巾。她認為以往的作品質感上（texture）比較硬，而感覺上亦比較冷。製作這第三部作品則一反以往的作品的特點，質為軟，感為暖，所表達的是作者對母愛的珍重。雖然題材敏感，卻流露濃厚的感情，更啟發不斷的思考性。年青一輩的藝術家雖未必有年長一輩的經驗及知名度，卻冒著失敗的機會，願意作破傳統的嘗試，可見年青藝術家有著等待被發掘的勇氣，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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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姐與她的衛生巾作品
P.S.: 我不知道下年會否再有這個開放日，如果有的話，到時我會反轉參觀的次序，由下面向上走：P
週一, 2008-01-28 12:07 — Self
上星期參觀了兩個不同藝術活動，一是深港雙城雙年展於中區警署群舉辦的“再織城市“，另一為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Fotanian 2008“。感覺很不同，第一當然因為兩者為不同類形的活動，第二因為參觀的目的不同。因著不同的參觀目的，對於兩個活動，我產生了不同的體會。今次我希望集中講述對伙炭的感受。
整個火炭藝術村開放計劃中，有七幢工業大廈內的工作室參加展覽。工作室主要分佈於華聯及華樂兩幢工業大廈，而其他工作室則零散地分佈於其餘五幢大廈，主要只有一至兩間工作室在其他工業大廈裡開放。開放計劃在一月的第二及第三個週末及週日舉行，每天開放時間為下午二時至晚上八時。
繼續被邊緣化的工作室
其間大會會安排導賞團帶領參觀者參觀。但大部份人都是“自由行“，如果參觀者只抱著“行逛“的心態去參觀，當然能夠一天六小時內完成整個參觀，但問題是，參觀者中的確有很多人仔細觀賞作品，而他們用六小時（包括休息時間）只能完成於一至兩幢工業大廈內的參觀。而大部份人亦會選擇由華聯、華樂兩幢開始 “掃 “下去，最終導致其他工業大廈內的藝術工作室被邊緣化。我（持著仔細觀察的態度）在第一天用了三小時，也只能完成參觀大半幢華聯工業大廈的工作室，因為太累之故，決定要截返歸家。對，開放計劃開放整整四天，如果一天看不完，不可以第二天再看嗎？可以的，我相信總有人採取這種方法，但問題在於香港人的時間未必這般充裕: 今天能夠濟出時間，明天未必可以; 故此，這邊緣化問題亦會持續。
主辦機構應與參展團體共同商討解決這種持續的邊緣化的問題。因為不能夠移動藝術租戶的緣故，主辦機構可巧慮投放更多資源或尋找贊助，鼓勵大眾參觀被邊緣化的工業大廈；例如設計儲印章計劃，鼓勵參觀人士盡量完成整個展覽，然後以小小的大會紀念品送給參觀人士。所有方法都有其不足之處，雖然此舉可能會改變了他們的參觀目的，但這方法不排除人們為了拿紀念品而可能會越行越有興趣，忘記了本身為了拿紀念品的目的，而認真的參觀起來。
藝術繼續無界
另外，我發覺這次開放日中有些得意的現象：工作室的背景音樂。在參觀過程中，不難發現藝術家喜歡播一些柔和的音樂：由輕民謠至爵士，甚至藍調和輕板的靈魂都是他們的選擇。這很合理，如果行蘇豪區的畫廊，他們大致上都是播這類型音樂，令整個氣氛除了變得悠閒舒暢外，亦不禁增強那種說不出的高雅；感覺很 high class。如果蘇豪區是法國社會學大師Pierre Bourdieu 所認為--文化活動和品味生活因為人民的等級產生階層化的呈現，那麼整體上的火炭藝術村則為抹掉這種階層意識的粉刷；低下街層的地理位置，彈性高的說話聲調，沒有裝煌的藝術室，及歡迎各方人仕的包容量，配上蘇豪區所用的音樂，實在是一種mix and match。把難明的高雅文化帶到普羅大眾裡。有些工作室更走前衛路線，它們播放的是K 場，的士高所選的remixes。一邊參觀一邊有超remixed版（節奏快而激）Celine Dion的”All By My Self”，另有一番感覺。
多樣化的工作空間
其中一幢工業大廈的頂層的工作室為一位較知名的藝術家的藝術室。不知是有意或無意，該名藝術家的地點位於叉燒工場旁邊。一門之隔，分別是頂香卻油膩的叉燒工場及格調一流的工作室，就像到了雲咸街的畫樓般的工作室。筆者不是要貶低叉燒工場，但它確實不經意地反襯出該工作室的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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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陰暗的樓層盡頭有一間別樹一格的工作室
再下幾層，有法籍本地藝術家的工作室。同樣，其工作室都是裝修得很美麗，優雅；這是因為該工作室是被買下的，故值得花錢把其裝修一下。在那個展覽中，我見到在法國人眼中的中國，雖然眼光是奇異的，卻奇妙得真實。發展中的中國及新舊交替的中國文化，雖然對我們來說是很熟悉，熟悉得不太察覺，但就是由外國人那種奇異的眼光表達出來，重新被察覺出來。
再下再下，就是一大班年輕藝術家，走出學校，到這裡建造新天地的一群。他們很有活力，他們的作品亦很有力量，題材大膽但不失感情。我訪問了一位陳姓的女年輕藝術家，她的最新作品其中一樣為人般高大的毛織衛生巾。據陳小姐透露，她希望透過衛生巾作為一種容器，去看生命，而該作品其實是她的衛生巾作品的第三部，之前已在學校做過陶製和青銅製的衛生巾。她認為以往的作品質感上（texture）比較硬，而感覺上亦比較冷。製作這第三部作品則一反以往的作品的特點，質為軟，感為暖，所表達的是作者對母愛的珍重。雖然題材敏感，卻流露濃厚的感情，更啟發不斷的思考性。年青一輩的藝術家雖未必有年長一輩的經驗及知名度，卻冒著失敗的機會，願意作破傳統的嘗試，可見年青藝術家有著等待被發掘的勇氣，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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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姐與她的衛生巾作品
P.S.: 我不知道下年會否再有這個開放日，如果有的話，到時我會反轉參觀的次序，由下面向上走：P
工廈加租 藝術家工作室 In or Out？
2008/01/04
RE: 香港經濟日報 C05 專題 By 蕭曉華 2008-01-10
沙士前後、地產市道最低迷期間，得一批清貧藝術家進駐，因工業北移而日漸沒落的火炭工廠區，才不致於完全被人遺忘。
藝術家工作室數目增加，漸漸形成規模，藝術家自發組織的「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亦成為一年一度藝壇大事。
近期，地產市道再度熾熱起來，火炭工業區的業主亦乘勢大幅加租。
面臨重新洗牌的火炭工廈，將來還有沒有藝術家立錐之地？
據土地註冊處最新資料顯示，07 年首 7 個月共有 4,290 份買賣合約，比 06 年同期的 3,687 份增加16.4%，數字亦高於 96 年至 03 年每年總數。這些數字反映工廈市場持續交投理想，中原集團副主席黎明楷分析：「住宅和商廈投資市況熱烈，投資氣氛良好，帶動工廈的需求、價格上升。」
藝術租客
位處新界的火炭工廠區，因較偏遠，周邊亦暫未有完善的社區設備，仍屬全港最平的工廈物業。不過，其租金和賣價一樣要加。
近半年，該區工廈租金和賣價的升幅分別約為 15% 和 20%，「賣價升幅較大，顯示市場樂觀。最明顯的是，不少業主為大廈翻新，把大堂都裝修成商廈般靚，以吸引投資者。」中原地產新界工商舖助理營業董事張志傑說。
工業北移，工廈使用者亦隨之轉型。該區近年成為物流（即平價倉）、電子和化工業的工業陣地。叫人估不到的，是近年藝術家的進駐。
記者自稱藝術家到附近的地產舖問價，發現經紀對藝術家租客的要求瞭如指掌，「你係一個人用，定同其他藝術家夾租？13 呎高樓底、較平的華聯單位比較適合，可惜無盤。11、12 呎樓底的地方有無興趣？」
「臭味相投」
「過去幾年，我們每月租金平均約 $4,300，今年業主突然提出加價到 $7,500，最後還價至 $6,300 。」藝術家周俊輝和關尚智說。與火炭差不多同時期出現藝術家工作室的觀塘工廈，亦面對加租問題，租金約由 $4,000 加至 $5,000。一比較，今年火炭工廈租金的加幅實在令人咋舌。
周俊輝和關尚智屬近年藝術圈冒起得較快的一群，自 04 年開始，他們與另一位中大藝術系同學遷入火炭華聯工業大廈，夾租一個面積約 1,200 平方呎的單位（「615 工作室」），進行油畫、裝置及概念藝術創作。
因樓齡高，華聯簡陋殘舊、黑黑沉沉，不時傳來燒臘和腸粉魚蛋的氣味。
「這裏是全區樓價最平之處，亦有不少從事食品加工的租戶。它不能轉型為工貿大廈，因商業租客不接受這種環境。」中原的張志傑解釋。
工廈地方「污糟邋遢、無厘貴格」，卻合晒藝術家合尺，「它地方大、樓底高、租金平。」受訪者不約而同地說。03 年沙士爆發，樓市下滑，造就這班初出道、「清貧型」租客「趁低吸納」的關鍵時刻。
當年，一個千多呎的單位，租金約為三四千元，賣價亦不超過 30 萬元（今年已升至 70 多萬元）。
「當時我剛畢業，藝術前景還很模糊，如果沒有這地方讓藝術家堅持理想，或許有人早已放棄創作。」關尚智說。如今華聯已聚集約 26 個工作室，其他工廈則有約 8 個。
「大家沒有夾定聚在一起，工作室分散不同位置，偶然碰面才傾偈。」周俊輝每日留在工作室的時間頗多，因他的作品多為 2 米乘 3 米以上的巨畫，作畫需時，「中午肚餓，便到工廈內的茶餐廳吃 23
蚊一客的經濟午餐，好方便。」
另一租客「水獺工作室」的藝術家黃慧妍則說：「隔籬家俬廠位先生好好人，有時鐵閘壞，會幫我修理。」
遷出，搬入
業主大幅加租，周俊輝和關尚智如何打算？兩人考慮各有不同。
周俊輝部署作「個人發展」，最近他以 79 萬元購入華聯一個 1,200 平方呎的單位。「發展到今日，作品逐漸走進藝術市場，收入有一定保障。我考慮到長期支付租金的錢，日後也夠買一個單位。曾留意不同區的工廈，始終認為火炭的價錢、環境較合適。」
關尚智則準備在租約期滿後遷出火炭，另覓新址。從事概念藝術的他表示，他的創作不一定要用上大空間。他在即將於本周六開幕的本年度「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中展示的作品，只是一張寫「3 年內不賣作品」的 A4 紙。另外，亦由於他的創作動機不是賣作品，買家亦不多，所以他不想承擔昂貴租金。
港台節目《四維賣藝》主持人羅文樂，是華聯的前租客，對於逐漸形成的火炭藝術區即將面臨商業挑戰，有這樣的評論：「藝術有很多面向，有些較能迎合藝術市場，有些因較具爭議性或搗蛋，未必有買家。火炭加租某程度上是 taste dictating，篩走某類藝術家，影響該區多元的藝術發展。」
黃慧妍對加租表現得逆來順受，「可找多幾個租客夾租」，她使用的千多呎工作室，現由 7 人分租。
不過，這批最初「發展」火炭的藝術家，無論未來決定去或留，過去幾年他們在這區營造的藝術氣氛和建立起的形象，已慢慢發揮作用，吸引其他藝術單位遷入。
本地著名畫廊漢雅軒，兩年前亦於華聯購入單位。職員 Loretta 說：「本想用這地方與藝術家交流，所以入來湊熱鬧。」現單位用作存畫的貨倉。
兩個月前，比利時人 Sara Van Ingelgom 亦在華聯開設畫廊 Blue Lotus Gallery，單位的裝修非常優雅舒適。「我對火炭一見鍾情。相對在中環設畫廊，在這裏策劃展覽的彈性較大，因沒有太大的資金壓力，亦不必引入迎合市場的主流藝術。」
藝術影響樓價？
07 年至今，火炭約有 5 個藝術工作室遷出，6 個搬入。「搬入的多為經濟能力較高的藝術單位，專業與非專業的都有，亦有建築與設計界人士。」藝評人梁展峰說。
看來加租使這區出現了一場小型的洗牌效應。連續舉辦了幾年的「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參觀人數逐年上升，由初期的千多人到去年增至近萬人，藝術或藝術家的進駐對該區的人氣實有正面作用，但又有沒有能力影響這區的地產價格？
「成個火炭工廠區有過千個單位，藝術租戶只有數十個，不足以構成影響。」在該區營商的廠家Charles Drapers 說。
「藝術家死了，作品才值錢。以藝術帶動或以支持藝術來影響樓價，方式似乎太迂迴。」中原的黎明楷說。
「藝術家租客從事創作，並非進行商業活動。除非有從商的展覽製作單位遷入，推動經濟效益。」梁展峰說。
不過，藝術帶來的人氣始終屬「利好因素」。「今年在華聯放出的單位好少，估計是業主看到這『藝術潛力』，暫不放盤。」中原的張志傑說。
「像『615 工作室』這類單位已成為品牌，自然成為業主加租目標。」Charles Drapers 說。
「曾有地產舖張貼『適合藝術家使用』的招租廣告，不排除了解市況的地產經紀，會刻意向藝術租客調高價錢。」梁展峰說。他認為，火炭工廠區是自然而生的藝術社區，遭遇市場壓力亦屬正常。但他擔心，若刻意將該區炒作成如紐約或倫敦等 loft 時尚社區，只會趕走藝術家，「大部分藝術家都無可能在樓價高昂兼被規管的旅遊熱點裏生存。」
商業支持藝術
一年一度的「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將於 1 月 12 日起連續兩個周末舉行，今年共有 34 個工作室參與，屆時藝術家會開放平日創作的「私竇」，與大眾分享自己的創作成果。
此開放計劃，一直是新晉藝術家展示作品的難得平台。上年起，計劃獲得即將在該區有樓盤落成的信和集團的宣傳贊助，參觀人數倍增。藝術與商業的互動關係，實在難以簡單計得清。
「開放日由每個工作室自費參與，確保營運與創作自主，亦沒有任何金錢資助。不過，商業機構在宣傳上的支持，如燈箱廣告、大量單張，擴闊了以往只有小圈子的觀眾層面。」梁展峰說。但他認為，開放日觀眾多，與藝術質素沒有必然關係，同時藝術家的荷包亦不會進帳，「有興趣的買家不算多，反而失竊事件增多。」
Posted by jaspar at 11:29 PM
RE: 香港經濟日報 C05 專題 By 蕭曉華 2008-01-10
沙士前後、地產市道最低迷期間，得一批清貧藝術家進駐，因工業北移而日漸沒落的火炭工廠區，才不致於完全被人遺忘。
藝術家工作室數目增加，漸漸形成規模，藝術家自發組織的「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亦成為一年一度藝壇大事。
近期，地產市道再度熾熱起來，火炭工業區的業主亦乘勢大幅加租。
面臨重新洗牌的火炭工廈，將來還有沒有藝術家立錐之地？
據土地註冊處最新資料顯示，07 年首 7 個月共有 4,290 份買賣合約，比 06 年同期的 3,687 份增加16.4%，數字亦高於 96 年至 03 年每年總數。這些數字反映工廈市場持續交投理想，中原集團副主席黎明楷分析：「住宅和商廈投資市況熱烈，投資氣氛良好，帶動工廈的需求、價格上升。」
藝術租客
位處新界的火炭工廠區，因較偏遠，周邊亦暫未有完善的社區設備，仍屬全港最平的工廈物業。不過，其租金和賣價一樣要加。
近半年，該區工廈租金和賣價的升幅分別約為 15% 和 20%，「賣價升幅較大，顯示市場樂觀。最明顯的是，不少業主為大廈翻新，把大堂都裝修成商廈般靚，以吸引投資者。」中原地產新界工商舖助理營業董事張志傑說。
工業北移，工廈使用者亦隨之轉型。該區近年成為物流（即平價倉）、電子和化工業的工業陣地。叫人估不到的，是近年藝術家的進駐。
記者自稱藝術家到附近的地產舖問價，發現經紀對藝術家租客的要求瞭如指掌，「你係一個人用，定同其他藝術家夾租？13 呎高樓底、較平的華聯單位比較適合，可惜無盤。11、12 呎樓底的地方有無興趣？」
「臭味相投」
「過去幾年，我們每月租金平均約 $4,300，今年業主突然提出加價到 $7,500，最後還價至 $6,300 。」藝術家周俊輝和關尚智說。與火炭差不多同時期出現藝術家工作室的觀塘工廈，亦面對加租問題，租金約由 $4,000 加至 $5,000。一比較，今年火炭工廈租金的加幅實在令人咋舌。
周俊輝和關尚智屬近年藝術圈冒起得較快的一群，自 04 年開始，他們與另一位中大藝術系同學遷入火炭華聯工業大廈，夾租一個面積約 1,200 平方呎的單位（「615 工作室」），進行油畫、裝置及概念藝術創作。
因樓齡高，華聯簡陋殘舊、黑黑沉沉，不時傳來燒臘和腸粉魚蛋的氣味。
「這裏是全區樓價最平之處，亦有不少從事食品加工的租戶。它不能轉型為工貿大廈，因商業租客不接受這種環境。」中原的張志傑解釋。
工廈地方「污糟邋遢、無厘貴格」，卻合晒藝術家合尺，「它地方大、樓底高、租金平。」受訪者不約而同地說。03 年沙士爆發，樓市下滑，造就這班初出道、「清貧型」租客「趁低吸納」的關鍵時刻。
當年，一個千多呎的單位，租金約為三四千元，賣價亦不超過 30 萬元（今年已升至 70 多萬元）。
「當時我剛畢業，藝術前景還很模糊，如果沒有這地方讓藝術家堅持理想，或許有人早已放棄創作。」關尚智說。如今華聯已聚集約 26 個工作室，其他工廈則有約 8 個。
「大家沒有夾定聚在一起，工作室分散不同位置，偶然碰面才傾偈。」周俊輝每日留在工作室的時間頗多，因他的作品多為 2 米乘 3 米以上的巨畫，作畫需時，「中午肚餓，便到工廈內的茶餐廳吃 23
蚊一客的經濟午餐，好方便。」
另一租客「水獺工作室」的藝術家黃慧妍則說：「隔籬家俬廠位先生好好人，有時鐵閘壞，會幫我修理。」
遷出，搬入
業主大幅加租，周俊輝和關尚智如何打算？兩人考慮各有不同。
周俊輝部署作「個人發展」，最近他以 79 萬元購入華聯一個 1,200 平方呎的單位。「發展到今日，作品逐漸走進藝術市場，收入有一定保障。我考慮到長期支付租金的錢，日後也夠買一個單位。曾留意不同區的工廈，始終認為火炭的價錢、環境較合適。」
關尚智則準備在租約期滿後遷出火炭，另覓新址。從事概念藝術的他表示，他的創作不一定要用上大空間。他在即將於本周六開幕的本年度「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中展示的作品，只是一張寫「3 年內不賣作品」的 A4 紙。另外，亦由於他的創作動機不是賣作品，買家亦不多，所以他不想承擔昂貴租金。
港台節目《四維賣藝》主持人羅文樂，是華聯的前租客，對於逐漸形成的火炭藝術區即將面臨商業挑戰，有這樣的評論：「藝術有很多面向，有些較能迎合藝術市場，有些因較具爭議性或搗蛋，未必有買家。火炭加租某程度上是 taste dictating，篩走某類藝術家，影響該區多元的藝術發展。」
黃慧妍對加租表現得逆來順受，「可找多幾個租客夾租」，她使用的千多呎工作室，現由 7 人分租。
不過，這批最初「發展」火炭的藝術家，無論未來決定去或留，過去幾年他們在這區營造的藝術氣氛和建立起的形象，已慢慢發揮作用，吸引其他藝術單位遷入。
本地著名畫廊漢雅軒，兩年前亦於華聯購入單位。職員 Loretta 說：「本想用這地方與藝術家交流，所以入來湊熱鬧。」現單位用作存畫的貨倉。
兩個月前，比利時人 Sara Van Ingelgom 亦在華聯開設畫廊 Blue Lotus Gallery，單位的裝修非常優雅舒適。「我對火炭一見鍾情。相對在中環設畫廊，在這裏策劃展覽的彈性較大，因沒有太大的資金壓力，亦不必引入迎合市場的主流藝術。」
藝術影響樓價？
07 年至今，火炭約有 5 個藝術工作室遷出，6 個搬入。「搬入的多為經濟能力較高的藝術單位，專業與非專業的都有，亦有建築與設計界人士。」藝評人梁展峰說。
看來加租使這區出現了一場小型的洗牌效應。連續舉辦了幾年的「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參觀人數逐年上升，由初期的千多人到去年增至近萬人，藝術或藝術家的進駐對該區的人氣實有正面作用，但又有沒有能力影響這區的地產價格？
「成個火炭工廠區有過千個單位，藝術租戶只有數十個，不足以構成影響。」在該區營商的廠家Charles Drapers 說。
「藝術家死了，作品才值錢。以藝術帶動或以支持藝術來影響樓價，方式似乎太迂迴。」中原的黎明楷說。
「藝術家租客從事創作，並非進行商業活動。除非有從商的展覽製作單位遷入，推動經濟效益。」梁展峰說。
不過，藝術帶來的人氣始終屬「利好因素」。「今年在華聯放出的單位好少，估計是業主看到這『藝術潛力』，暫不放盤。」中原的張志傑說。
「像『615 工作室』這類單位已成為品牌，自然成為業主加租目標。」Charles Drapers 說。
「曾有地產舖張貼『適合藝術家使用』的招租廣告，不排除了解市況的地產經紀，會刻意向藝術租客調高價錢。」梁展峰說。他認為，火炭工廠區是自然而生的藝術社區，遭遇市場壓力亦屬正常。但他擔心，若刻意將該區炒作成如紐約或倫敦等 loft 時尚社區，只會趕走藝術家，「大部分藝術家都無可能在樓價高昂兼被規管的旅遊熱點裏生存。」
商業支持藝術
一年一度的「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將於 1 月 12 日起連續兩個周末舉行，今年共有 34 個工作室參與，屆時藝術家會開放平日創作的「私竇」，與大眾分享自己的創作成果。
此開放計劃，一直是新晉藝術家展示作品的難得平台。上年起，計劃獲得即將在該區有樓盤落成的信和集團的宣傳贊助，參觀人數倍增。藝術與商業的互動關係，實在難以簡單計得清。
「開放日由每個工作室自費參與，確保營運與創作自主，亦沒有任何金錢資助。不過，商業機構在宣傳上的支持，如燈箱廣告、大量單張，擴闊了以往只有小圈子的觀眾層面。」梁展峰說。但他認為，開放日觀眾多，與藝術質素沒有必然關係，同時藝術家的荷包亦不會進帳，「有興趣的買家不算多，反而失竊事件增多。」
Posted by jaspar at 11:29 PM
一個人跑場﹕按圖索驥﹕誰在 誰不在
(明報)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地點﹕火炭藝術工作室
題旨﹕仍在進行中
搬家時整理雜物，
在書架上翻到一張火炭藝術村地圖，
是年初當地Open Day的地標圖。
折了幾折的綠色紙頁上，
不但有簡單的地圖，
也配有每一個參展的工作室介紹。
於是記起那時候也曾一層層走落梯級，
走馬觀花的「到此一遊」過。
忽然好奇起來，
不是Open Day的普通日子，
那些本就隱蔽的工作室、畫廊
會是什麼樣子？
於是找一個勉強得閒的星期，
捧著這一張薄薄的地圖想要舊地重遊。
其實很多藝術家的電話號碼已經附在簡介裏面，但一來覺得自己並無什麼官方或是職業身分，二來更怕在電話上就吃閉門羹。反而決定要厚著面孔，一扇門一扇門這樣尋過去。
一早就去沙田 乘坐直去火炭村的60K小巴。車開起來，一兩分鐘就駛出了商場區，路兩旁還留有2008奧運 的標記。穿過一系列運動場，上橋落橋，眼前就佈滿了舊工廠大廈。每棟都近20層高，牆壁灰黃，頂層窗外掛著工廠大名，多是「德」、「華」、「利」等吉祥莊嚴的漢字組合，每個和每個都很相像，留不下印象。可是字符們疊在一起，凸浮在樓宇前，就織成一片舊工業區的背景，彷彿電影裏面的畫面。轉念想，也真可怕，真實場景需要借助媒介的影像來認識，抑或是現時工業的香港不在我的想像之內。車輕輕一轉彎，進了坳背灣街，路段窄了些許，視野也被兩旁的幾幢大樓遮去不少。
跳下車，路邊是大大小小的五金 店舖和文印店，一家美聯就立在喜力佳大廈旁邊，門玻璃上貼著這一帶倉庫、寫字間的售價。行下幾步是安華和其他幾個工廠大廈，二、三層臨街一面停著一排可能是待售的汽車，樓下有修車舖和木料場，路兩旁參差的放著木材和油漆顏料桶。印著「深圳 」或「廣州」在車身上的貨車正在裝載玩具。想到那些studio就隱身於這些工廠裏，覺得像是在玩捉迷藏。
Studio隱身工廈
G座入門處有兩塊寬寬的directory，寫滿了這家公司那家倉庫的名字和房號，我找5樓C座卻找不到。記得年初來5樓C座看到過不錯的陶藝，是把齊白石水墨裏的魚重新創作，在細處彙集小小的英文字母做出的小件陶器，現下不知又有什麽新作品。上到5樓，就聽到搬運 木材的聲音，走到C室，果然鐵門中間部分被白漆塗過，左方用藍色筆寫道「陶房」，右邊更有工筆勾勒的藍色花瓣圖案，好似青花。可屋內卻只有兩個裝修 師傅，地上幾攤木料。「我想他們是搬走了，搬去哪裏就不知道了，現在這裏是一家私人公司的單位了」。其中一個師傅蹲在地上解釋了兩句，又回過頭去和同伴計算尺寸了。
又走了幾家，單位都易了主，變作廣告公司、設計公司，有幾家還在，只是沒人。還有一家，據鄰居說已經數月沒有開門，門外地上疊著一層外賣菜單。不免有些悻悻然。
陶房不在 攝影室還在
「豐盛工業中心一樓6室﹕工作再工作室」——地圖上寫著，走進看門右邊有招牌 是「實發工業」，是不是又是換了主人呢？有人開了裏間的燈，打開門疑惑的看我。我忙問﹕「請問這一間工作室是否還在？」來人點頭，放我入內﹕「當然在了。」這一位女士是這裏的業主，笑容可掬﹕「叫我湯太好啦。」湯太最早買了這個單位，那時候樓市比現在好很多。一開始是做私家工廠用，後來湯太的兒子租了這裏做自己的攝影工作室。門廳牆上掛了不少他的攝影作品，而隔壁偌大一塊空間可以用來佈景。「這裏地方大，又高，很適合佈置，燈光也好打。」湯太解說著。二樓則有地方可以做後期的冲洗加工。
聽聞我的拜訪計劃，她從樓上拿下了一本小書，是更加詳細版的Open Day圖錄，她幫我在紙上勾勾畫畫﹕「我時常走去其他工作室看看的，很多藝術家我都認識。你的時間計算的不好，這時候，他們不是在睡覺就是返工，很少有人在工作室的。」
她也擔心我見不到幾個藝術家，因為就算他們在工作室也不見得會打開門和我講話。2009年的Open Day她的兒子湯舜有份參與策劃，當時就有些駐在火炭的藝術家不願意參加，所以這張地圖並不完整。不願參展的藝術家更閒雲野鶴，對於他們，火炭不僅僅是租金便宜的工廠區，也是少人騷擾的幽靜地。
謝過湯太，我重又上路。雖然她說逢周末大多數藝術家才會回來火炭，我都還是想碰碰運氣。按圖索驥，一路落下桂地街，樓的後方就是九肚山，山上吹來陣陣微風，愜意舒服。但樓就愈來愈舊，也愈來愈污濁。聽講九肚山也是地價很高的地方，租個小屋在山對面，憑窗遠望，有不付錢的山景，算不算是一種抵抗。
華聯工業中心在路的盡頭，門口也有60K小巴站。這樓怕有二三十年的年齡，有A、B兩座。每座每層基本上都有一兩家studio。我進了B座，準備從最上面的18樓試起。電梯門開，濃濃的燒臘味飄來，地面滑溜溜的，想是灑了豬油。12室「被逼裸體工作室」久久無人應門。隔壁燒臘的阿姐探身出來說﹕「他走了好久了，你是不是來找他影像啊？」看來鄰居們都很在意這個studio主人的舉動。
落兩層是伙紅孩studio，按鐘竟有人開門。是個瘦瘦小小，著黑衣的年輕女孩子。她叫Kako，從香港藝術中心畢業不久，擅長illustration。畢業後還想繼續創作，經朋友介紹就來這裏和其他幾個人合租。此時只有她一個人使用工作室，地上有些凌亂的擺著畫筆、顏料和畫板。「這裏不錯啊，有火炭的 Open Day可以參加，租金也都OK。有時工作太晚，也可以過夜。」如果沒有這一塊小的空間，很多練習和創作都要在家裏完成，吃飯用一張桌，之後畫畫也用，真是不方便。
我來的時候，她剛剛完成一幅作品，正準備把它晾乾。「我每天差不多都在這裏，因為我是剛開始創作，很多自我的東西尚未發現，正在探索。畫畫也是想多籌一些作品交給gallery辦展覽。」
租金便宜 創意集群
不久，studio的另一個主人入來，是一個戴黑色紗質禮帽的男生。他叫Moon，演藝學院 畢業幾年，是個雜家。舞台設計、寫歌、畫畫都有涉獵。在火炭都有兩三年，「有時候需要空間創作，就會帶一些props回來，或是回來畫畫彈琴。」臨窗有幾個人形model，有一個眼旁有黑色的眼淚，有一個本就不完整的身體上束著黑色布條。
不知是不是因為做舞台的原因，他的角落裏堆滿了各式各樣，不同風格的物件。舊鋼琴，封在布包裏面的鼓，大大小小的盒子，舊座椅。他興致勃勃，指著他的 model和道具﹕「你知道麼？這些東西都是我撿來的。比如這個，」他拎起一個長方形的木盒，「是我早上三點走在市場發現的。但是重點不是在撿東西還是買東西，重點是在你如何判斷人或是物的價值。別人也許覺得這個是垃圾，我覺得幾好啊，可以把這椅子搬回去給我的模特兒坐。」
Moon因為很多兼職，又愛交朋友，所以這一帶都很熟。他叫我不必擔心沒有工作室存在，「我倒覺得，你應該想想要是沒有人願意和你說話怎麼辦？」一副非常憂心的樣子。
（四之一）
文 蕭鳴澗
【明報專訊】地點﹕火炭藝術工作室
題旨﹕仍在進行中
搬家時整理雜物，
在書架上翻到一張火炭藝術村地圖，
是年初當地Open Day的地標圖。
折了幾折的綠色紙頁上，
不但有簡單的地圖，
也配有每一個參展的工作室介紹。
於是記起那時候也曾一層層走落梯級，
走馬觀花的「到此一遊」過。
忽然好奇起來，
不是Open Day的普通日子，
那些本就隱蔽的工作室、畫廊
會是什麼樣子？
於是找一個勉強得閒的星期，
捧著這一張薄薄的地圖想要舊地重遊。
其實很多藝術家的電話號碼已經附在簡介裏面，但一來覺得自己並無什麼官方或是職業身分，二來更怕在電話上就吃閉門羹。反而決定要厚著面孔，一扇門一扇門這樣尋過去。
一早就去沙田 乘坐直去火炭村的60K小巴。車開起來，一兩分鐘就駛出了商場區，路兩旁還留有2008奧運 的標記。穿過一系列運動場，上橋落橋，眼前就佈滿了舊工廠大廈。每棟都近20層高，牆壁灰黃，頂層窗外掛著工廠大名，多是「德」、「華」、「利」等吉祥莊嚴的漢字組合，每個和每個都很相像，留不下印象。可是字符們疊在一起，凸浮在樓宇前，就織成一片舊工業區的背景，彷彿電影裏面的畫面。轉念想，也真可怕，真實場景需要借助媒介的影像來認識，抑或是現時工業的香港不在我的想像之內。車輕輕一轉彎，進了坳背灣街，路段窄了些許，視野也被兩旁的幾幢大樓遮去不少。
跳下車，路邊是大大小小的五金 店舖和文印店，一家美聯就立在喜力佳大廈旁邊，門玻璃上貼著這一帶倉庫、寫字間的售價。行下幾步是安華和其他幾個工廠大廈，二、三層臨街一面停著一排可能是待售的汽車，樓下有修車舖和木料場，路兩旁參差的放著木材和油漆顏料桶。印著「深圳 」或「廣州」在車身上的貨車正在裝載玩具。想到那些studio就隱身於這些工廠裏，覺得像是在玩捉迷藏。
Studio隱身工廈
G座入門處有兩塊寬寬的directory，寫滿了這家公司那家倉庫的名字和房號，我找5樓C座卻找不到。記得年初來5樓C座看到過不錯的陶藝，是把齊白石水墨裏的魚重新創作，在細處彙集小小的英文字母做出的小件陶器，現下不知又有什麽新作品。上到5樓，就聽到搬運 木材的聲音，走到C室，果然鐵門中間部分被白漆塗過，左方用藍色筆寫道「陶房」，右邊更有工筆勾勒的藍色花瓣圖案，好似青花。可屋內卻只有兩個裝修 師傅，地上幾攤木料。「我想他們是搬走了，搬去哪裏就不知道了，現在這裏是一家私人公司的單位了」。其中一個師傅蹲在地上解釋了兩句，又回過頭去和同伴計算尺寸了。
又走了幾家，單位都易了主，變作廣告公司、設計公司，有幾家還在，只是沒人。還有一家，據鄰居說已經數月沒有開門，門外地上疊著一層外賣菜單。不免有些悻悻然。
陶房不在 攝影室還在
「豐盛工業中心一樓6室﹕工作再工作室」——地圖上寫著，走進看門右邊有招牌 是「實發工業」，是不是又是換了主人呢？有人開了裏間的燈，打開門疑惑的看我。我忙問﹕「請問這一間工作室是否還在？」來人點頭，放我入內﹕「當然在了。」這一位女士是這裏的業主，笑容可掬﹕「叫我湯太好啦。」湯太最早買了這個單位，那時候樓市比現在好很多。一開始是做私家工廠用，後來湯太的兒子租了這裏做自己的攝影工作室。門廳牆上掛了不少他的攝影作品，而隔壁偌大一塊空間可以用來佈景。「這裏地方大，又高，很適合佈置，燈光也好打。」湯太解說著。二樓則有地方可以做後期的冲洗加工。
聽聞我的拜訪計劃，她從樓上拿下了一本小書，是更加詳細版的Open Day圖錄，她幫我在紙上勾勾畫畫﹕「我時常走去其他工作室看看的，很多藝術家我都認識。你的時間計算的不好，這時候，他們不是在睡覺就是返工，很少有人在工作室的。」
她也擔心我見不到幾個藝術家，因為就算他們在工作室也不見得會打開門和我講話。2009年的Open Day她的兒子湯舜有份參與策劃，當時就有些駐在火炭的藝術家不願意參加，所以這張地圖並不完整。不願參展的藝術家更閒雲野鶴，對於他們，火炭不僅僅是租金便宜的工廠區，也是少人騷擾的幽靜地。
謝過湯太，我重又上路。雖然她說逢周末大多數藝術家才會回來火炭，我都還是想碰碰運氣。按圖索驥，一路落下桂地街，樓的後方就是九肚山，山上吹來陣陣微風，愜意舒服。但樓就愈來愈舊，也愈來愈污濁。聽講九肚山也是地價很高的地方，租個小屋在山對面，憑窗遠望，有不付錢的山景，算不算是一種抵抗。
華聯工業中心在路的盡頭，門口也有60K小巴站。這樓怕有二三十年的年齡，有A、B兩座。每座每層基本上都有一兩家studio。我進了B座，準備從最上面的18樓試起。電梯門開，濃濃的燒臘味飄來，地面滑溜溜的，想是灑了豬油。12室「被逼裸體工作室」久久無人應門。隔壁燒臘的阿姐探身出來說﹕「他走了好久了，你是不是來找他影像啊？」看來鄰居們都很在意這個studio主人的舉動。
落兩層是伙紅孩studio，按鐘竟有人開門。是個瘦瘦小小，著黑衣的年輕女孩子。她叫Kako，從香港藝術中心畢業不久，擅長illustration。畢業後還想繼續創作，經朋友介紹就來這裏和其他幾個人合租。此時只有她一個人使用工作室，地上有些凌亂的擺著畫筆、顏料和畫板。「這裏不錯啊，有火炭的 Open Day可以參加，租金也都OK。有時工作太晚，也可以過夜。」如果沒有這一塊小的空間，很多練習和創作都要在家裏完成，吃飯用一張桌，之後畫畫也用，真是不方便。
我來的時候，她剛剛完成一幅作品，正準備把它晾乾。「我每天差不多都在這裏，因為我是剛開始創作，很多自我的東西尚未發現，正在探索。畫畫也是想多籌一些作品交給gallery辦展覽。」
租金便宜 創意集群
不久，studio的另一個主人入來，是一個戴黑色紗質禮帽的男生。他叫Moon，演藝學院 畢業幾年，是個雜家。舞台設計、寫歌、畫畫都有涉獵。在火炭都有兩三年，「有時候需要空間創作，就會帶一些props回來，或是回來畫畫彈琴。」臨窗有幾個人形model，有一個眼旁有黑色的眼淚，有一個本就不完整的身體上束著黑色布條。
不知是不是因為做舞台的原因，他的角落裏堆滿了各式各樣，不同風格的物件。舊鋼琴，封在布包裏面的鼓，大大小小的盒子，舊座椅。他興致勃勃，指著他的 model和道具﹕「你知道麼？這些東西都是我撿來的。比如這個，」他拎起一個長方形的木盒，「是我早上三點走在市場發現的。但是重點不是在撿東西還是買東西，重點是在你如何判斷人或是物的價值。別人也許覺得這個是垃圾，我覺得幾好啊，可以把這椅子搬回去給我的模特兒坐。」
Moon因為很多兼職，又愛交朋友，所以這一帶都很熟。他叫我不必擔心沒有工作室存在，「我倒覺得，你應該想想要是沒有人願意和你說話怎麼辦？」一副非常憂心的樣子。
（四之一）
文 蕭鳴澗
一個人跑場﹕個個都有另一份工？
(明報)2009年11月8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地點﹕火炭藝術工作室
題旨﹕仍在進行中
那天離開火炭不過還是傍晚，
回家路上接到Whimsy Garden主人
張美儀小姐的電話，
說她剛從內陸返來，
約我周六去她工作室看看。
而電郵給Antonio Wong，陶房主人，
則被告知工作室
搬去了另一座也在火炭的大廈。
周五傍晚再來，
火炭工業區已是燈火通明，
路旁滿是剛剛放工趕著回家的人們，個個行色匆匆。
我和他們方向相反，
向大廈裏面走去。
敲開5@5的門，是一個溫柔素淨的女子。5@5其實即是寓意五個相識的女孩在大廈的第五層合用一個工作間。雖然房間堆滿東西，但可以看出是幾個不同的地盤。「當時2004年我畢業，有很多東西要搬出去，也想找新的地方創作。這裏比其他地方平，六千多，我們五個好友就一起租下來了。不過大家都有正職，沒有時間總是在這裏。」她說這裏大部分藝術家都有兼職，多是freelance，也有全職的老師教授。正職多數也是和藝術相關的，但是很易受到商業或上司的影響，更加程式化。但是有了正職，才有能力租下這個單位。「其實很矛盾。你有了一份工，就給這裏付租金；可是呆在這裏的時間愈多就愈會影響工作。」
全職藝術家很少見，尤其是年輕一代。即使有，也是短期的。Kako就講過她是如何用一段時期的freelance來支撐後來的full time創作﹕「我有時也做freelance，在fashion show的後台，幫模特兒換衣服。有一年，我停下來沒有搞自己的創作，因為沒有錢也沒有地方。後來不斷做freelance，才有錢在這裏開始。現在我都算是個fulltime artist，如果做其他全職的工作，我會沒時間全情投入。」
而那一位Moon更是夜夜有工返，也為電影做布景，也會為特殊event設計吓，或是寫歌什麽的。有還在讀書的藝術學生問他這樣是不是很多錢，他苦笑﹕「工就很多，錢就沒有。因為你的工作在別人眼中是不值錢的，創意啊、藝術啊、天賦啊，商業價值很低。」
天賦重要 堅持更重要
但是他不介意這麼辛苦﹕「其實火炭這麼多藝術家，沒有哪一個是很有野心的，也都很少人是想靠創作來賺錢成名的。所以很多人都freelance啦。反而我們都好像沒什麼大志。別人以為搞藝術只要天賦，其實要的是堅持。」不過他也感慨堅持很難﹕「在香港，你要花好大力氣買一個大的房子，買一個stable的男女關係。可是人和人的關係就不會有太多人cherish。反而愛創作的人很重感情，也很emotional，但是就不懂得計較金錢得失。」
另一方面freelance確實也會自由一些，工作比較有彈性，所以即使穩定度低而且工酬多變，還是很多藝術家的選擇。比如Rocky的工作就是這樣。其實差一點就不會認識到Rocky，因為他的那個studio剛剛建立，門上的招牌 還是上一家廣告公司留下的。
那天從5@5出來，再上一層，出電梯就聽到好大聲的交響樂，不禁循聲而去，裏面也像是一個畫室，靠窗的桌旁擺著幾幅水粉畫，色彩清新，原來Rocky那夜返來溫書。他在中大藝術系讀master學位，之前也是做freelance﹕「我覺得長工不適合我，有些官僚和人際關係要很辛苦應對。所以做 freelance嘍，比如一些活動的video shooting。」
上去到伙紅孩，Kako正在走廊裏等她的新畫筆，房間裏傳出很大的電視聲，TVB的《宮心計》。「裏邊還有人在？」我問道，她微微笑﹕「沒人，我是把電視打開，讓它一直響著，那路過的人就以為有很多人，不會走近。」她手裏夾著煙，只是默默地等著。也沒出去吃晚飯，怕別人偷走了自己的畫。Studio其它幾人也回來了，大家都有些餓了，就一起去吃晚飯。幾瓶啤酒，5碟小菜，還有一個附送的粥，大家邊吃邊講。也講共同熟悉的人，也講生活的壓力，也講對某個概念的不同認識，真是不亦樂乎。Moon忽然對我說﹕「其實你為什麽要來看我們？你們和我們根本不同，好像在看freak show一樣。你碰到這麼多人願意和你講話，算你好彩，一般才不會理你呢？」
同道中人 自成一隅
我不知怎麼回應，覺得自己並非來窺視，但又知道他講的道理。忽然想到之前讀過關於the knower和the known的複雜關係，求知的人似乎有了「求知慾」這個金字招牌就可以刺探被知者的生活故事，為的是什麽呢？好奇？知識本身？還是純粹無聊消遣而已。就算是個記者，也沒有什麽不同。有藝術家對我說﹕「記者根本不是來聽我們的故事，或是想知道我們想說什麼。他們不過是有自己的任務，找到了他們想要的故事就走了。然後把我們寫成神仙或是妖怪，給reader閱讀的快感。」又或者是寫藝術家和常人一樣，也是吃大牌檔，坐小巴。正常和不正常，藝術家的形象就在這兩段游走，似乎沒有第三種描述的可能。
愈想愈不能說服自己，但是還是想繼續敲門，剛好周六是和Whimsy Garden的張小姐約好的日子，於是背著相機、筆記冊和地圖，又上了60K。
Whimsy Garden在華麗工業大廈，單位大而明亮，中間有幾個成衣model，旁邊則是寫字枱。我到的有點早，張小姐的助手給了我一些雜誌，都是fashion 或是design類的。書上貼滿了標籤。來不及翻看，張小姐已經到了。這個工作室就是她的公司辦公室，在這裏可以專心服裝設計。「好像做時裝設計的，火炭只有我一家，其實時裝設計也都是art來的。我的一些作品都不會拿去賣的，因為很誇張，有很多symbolic的東西在裏面，是想要表達一些理念。如果做好賣去讓人出街穿，就不合適。可是在香港，人們還是常常會把設計和藝術分開。我也會幫客人揀選衣服，因為想要做藝術創作，也要先填飽肚子。可能我很實際吧。」她爽朗的笑道。
搞藝術 先填飽肚子
陶房的Antonio在隔壁街找了新的工作室，乾淨，明亮。一個小隔間裏擺著所有製陶要用的工具，外面的大間則可以設計、拉坯。整個屋子空空的，和其他幾個studio的亂中有序（或是無序）並不相同，反而也很有味道。「我喜歡陶器，我覺得好像一個art therapy，是個很自我的過程，比如在拉坯的時候人會很靜。我在陶瓷創作裏可以找到自己，我覺得那些陶瓷，他們好像在對我講話。」來這裏之前，他曾在 art center按小時租工作室。現有了自己工作室，那自然是開心的。「我差不多每晚工作後也會來這裏看看。我的工作是web design。做陶瓷真是創作，沒有很多的想過成名，那需要很多機會。也不是寄望賣陶瓷來賺錢，那些對我都不重要。我的收入滿足到日常生活所需，也就夠了。」但他沒有過多抱怨香港藝術家的生存狀態不夠好﹕「人們總是以為國外會不同，其實我問過在日本 、歐洲的藝術家們，他們也都需要自己支持自己。」
沒有幾個全職artists，卻不停碰到freelancer回來小憩，火炭的藝術家們和我想像的不一樣。創作是生活的重要片段，創作本身即是目的，所以精神的滿足可以在藝術形成中自然完成，不一定要換算成作品的價格或是畫家的知名度。如此想來，即使是辛苦兼職養著一個工作室偶爾回來，雖然奢侈，都很值得。
（四之二）
文 蕭鳴澗
編輯 徐志堅
【明報專訊】地點﹕火炭藝術工作室
題旨﹕仍在進行中
那天離開火炭不過還是傍晚，
回家路上接到Whimsy Garden主人
張美儀小姐的電話，
說她剛從內陸返來，
約我周六去她工作室看看。
而電郵給Antonio Wong，陶房主人，
則被告知工作室
搬去了另一座也在火炭的大廈。
周五傍晚再來，
火炭工業區已是燈火通明，
路旁滿是剛剛放工趕著回家的人們，個個行色匆匆。
我和他們方向相反，
向大廈裏面走去。
敲開5@5的門，是一個溫柔素淨的女子。5@5其實即是寓意五個相識的女孩在大廈的第五層合用一個工作間。雖然房間堆滿東西，但可以看出是幾個不同的地盤。「當時2004年我畢業，有很多東西要搬出去，也想找新的地方創作。這裏比其他地方平，六千多，我們五個好友就一起租下來了。不過大家都有正職，沒有時間總是在這裏。」她說這裏大部分藝術家都有兼職，多是freelance，也有全職的老師教授。正職多數也是和藝術相關的，但是很易受到商業或上司的影響，更加程式化。但是有了正職，才有能力租下這個單位。「其實很矛盾。你有了一份工，就給這裏付租金；可是呆在這裏的時間愈多就愈會影響工作。」
全職藝術家很少見，尤其是年輕一代。即使有，也是短期的。Kako就講過她是如何用一段時期的freelance來支撐後來的full time創作﹕「我有時也做freelance，在fashion show的後台，幫模特兒換衣服。有一年，我停下來沒有搞自己的創作，因為沒有錢也沒有地方。後來不斷做freelance，才有錢在這裏開始。現在我都算是個fulltime artist，如果做其他全職的工作，我會沒時間全情投入。」
而那一位Moon更是夜夜有工返，也為電影做布景，也會為特殊event設計吓，或是寫歌什麽的。有還在讀書的藝術學生問他這樣是不是很多錢，他苦笑﹕「工就很多，錢就沒有。因為你的工作在別人眼中是不值錢的，創意啊、藝術啊、天賦啊，商業價值很低。」
天賦重要 堅持更重要
但是他不介意這麼辛苦﹕「其實火炭這麼多藝術家，沒有哪一個是很有野心的，也都很少人是想靠創作來賺錢成名的。所以很多人都freelance啦。反而我們都好像沒什麼大志。別人以為搞藝術只要天賦，其實要的是堅持。」不過他也感慨堅持很難﹕「在香港，你要花好大力氣買一個大的房子，買一個stable的男女關係。可是人和人的關係就不會有太多人cherish。反而愛創作的人很重感情，也很emotional，但是就不懂得計較金錢得失。」
另一方面freelance確實也會自由一些，工作比較有彈性，所以即使穩定度低而且工酬多變，還是很多藝術家的選擇。比如Rocky的工作就是這樣。其實差一點就不會認識到Rocky，因為他的那個studio剛剛建立，門上的招牌 還是上一家廣告公司留下的。
那天從5@5出來，再上一層，出電梯就聽到好大聲的交響樂，不禁循聲而去，裏面也像是一個畫室，靠窗的桌旁擺著幾幅水粉畫，色彩清新，原來Rocky那夜返來溫書。他在中大藝術系讀master學位，之前也是做freelance﹕「我覺得長工不適合我，有些官僚和人際關係要很辛苦應對。所以做 freelance嘍，比如一些活動的video shooting。」
上去到伙紅孩，Kako正在走廊裏等她的新畫筆，房間裏傳出很大的電視聲，TVB的《宮心計》。「裏邊還有人在？」我問道，她微微笑﹕「沒人，我是把電視打開，讓它一直響著，那路過的人就以為有很多人，不會走近。」她手裏夾著煙，只是默默地等著。也沒出去吃晚飯，怕別人偷走了自己的畫。Studio其它幾人也回來了，大家都有些餓了，就一起去吃晚飯。幾瓶啤酒，5碟小菜，還有一個附送的粥，大家邊吃邊講。也講共同熟悉的人，也講生活的壓力，也講對某個概念的不同認識，真是不亦樂乎。Moon忽然對我說﹕「其實你為什麽要來看我們？你們和我們根本不同，好像在看freak show一樣。你碰到這麼多人願意和你講話，算你好彩，一般才不會理你呢？」
同道中人 自成一隅
我不知怎麼回應，覺得自己並非來窺視，但又知道他講的道理。忽然想到之前讀過關於the knower和the known的複雜關係，求知的人似乎有了「求知慾」這個金字招牌就可以刺探被知者的生活故事，為的是什麽呢？好奇？知識本身？還是純粹無聊消遣而已。就算是個記者，也沒有什麽不同。有藝術家對我說﹕「記者根本不是來聽我們的故事，或是想知道我們想說什麼。他們不過是有自己的任務，找到了他們想要的故事就走了。然後把我們寫成神仙或是妖怪，給reader閱讀的快感。」又或者是寫藝術家和常人一樣，也是吃大牌檔，坐小巴。正常和不正常，藝術家的形象就在這兩段游走，似乎沒有第三種描述的可能。
愈想愈不能說服自己，但是還是想繼續敲門，剛好周六是和Whimsy Garden的張小姐約好的日子，於是背著相機、筆記冊和地圖，又上了60K。
Whimsy Garden在華麗工業大廈，單位大而明亮，中間有幾個成衣model，旁邊則是寫字枱。我到的有點早，張小姐的助手給了我一些雜誌，都是fashion 或是design類的。書上貼滿了標籤。來不及翻看，張小姐已經到了。這個工作室就是她的公司辦公室，在這裏可以專心服裝設計。「好像做時裝設計的，火炭只有我一家，其實時裝設計也都是art來的。我的一些作品都不會拿去賣的，因為很誇張，有很多symbolic的東西在裏面，是想要表達一些理念。如果做好賣去讓人出街穿，就不合適。可是在香港，人們還是常常會把設計和藝術分開。我也會幫客人揀選衣服，因為想要做藝術創作，也要先填飽肚子。可能我很實際吧。」她爽朗的笑道。
搞藝術 先填飽肚子
陶房的Antonio在隔壁街找了新的工作室，乾淨，明亮。一個小隔間裏擺著所有製陶要用的工具，外面的大間則可以設計、拉坯。整個屋子空空的，和其他幾個studio的亂中有序（或是無序）並不相同，反而也很有味道。「我喜歡陶器，我覺得好像一個art therapy，是個很自我的過程，比如在拉坯的時候人會很靜。我在陶瓷創作裏可以找到自己，我覺得那些陶瓷，他們好像在對我講話。」來這裏之前，他曾在 art center按小時租工作室。現有了自己工作室，那自然是開心的。「我差不多每晚工作後也會來這裏看看。我的工作是web design。做陶瓷真是創作，沒有很多的想過成名，那需要很多機會。也不是寄望賣陶瓷來賺錢，那些對我都不重要。我的收入滿足到日常生活所需，也就夠了。」但他沒有過多抱怨香港藝術家的生存狀態不夠好﹕「人們總是以為國外會不同，其實我問過在日本 、歐洲的藝術家們，他們也都需要自己支持自己。」
沒有幾個全職artists，卻不停碰到freelancer回來小憩，火炭的藝術家們和我想像的不一樣。創作是生活的重要片段，創作本身即是目的，所以精神的滿足可以在藝術形成中自然完成，不一定要換算成作品的價格或是畫家的知名度。如此想來，即使是辛苦兼職養著一個工作室偶爾回來，雖然奢侈，都很值得。
（四之二）
文 蕭鳴澗
編輯 徐志堅
火炭藝術工作室
一個人跑場﹕Space in the making(2009-11-29) 寄給朋友
【明報專訊】地點﹕火炭藝術工作室
題旨﹕仍在進行中
幾乎每一個我訪問過的藝術家
都會拿筆出來在那張
早就皺皺巴巴的地圖上勾上幾筆，
推薦一些火炭的重要的工作室。
火炭藝術家的關係
由此看來是私人的，
親密的朋友往往是讀書時的同學，
或是一起工作過的同事。
5@5、伙紅孩還有恆發行
都是舊同學畢業後合租的場地。
中文大學的學生尤其多，
但其他院校畢業的學生
也慢慢多起來。
一起吃飯的時候，有人就表示不滿﹕「中大人有時候好霸道，好像火炭是他們的地方一樣，不過是他們離得近來得早罷了，為什揦要這麼囂張？」幾個中大畢業的藝術家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有些地主風頭﹕「中大人的確是最早來火炭的。有幾位教授五六年前，也可能更早吧，就在這裏買了單位。後來就有了中大的學生，師兄師姐介紹給師弟師妹，好像是一種傳統了。在數量上我們真的是最多的，和其他學院的藝術家比可能會更像一個團體。其實不同院校風格不同，這一點最容易體現在新鮮畢業生的作品裏，都有強烈的學院烙印。不過大家平日這麼多交流下，自己的風格又在成熟，日後就不太看得出了。」也有中大人很緊張其他人的看法，急切的解釋﹕「我們沒有什揦校內組織，最多就是同學一起吃飯了，不會搞派系鬥爭的。」
一般來說，藝術家與其他工作室的藝術家交往並不頻繁，如果有，往往是在偶爾共用的空間和特殊的事件。Open Day算是這樣一個場合，藝術家自己也會互相走動，看看別人新的作品和風格的轉變。陶房的Antonio甚至告訴我，因為上一年活動自己不得不一直坐在 studio裏面錯失了觀賞別家的機會，今年會考慮不參加開放活動，關門去其他大廈逛逛。
偶爾交往 欠缺互動
Open Day之外集體範圍的互動是較少的，我甚至覺得大廈裏的藝術家們好像幾米漫畫裏總是碰不到的有緣人。相互不認識的藝術家們其實都會光顧三樓的餐廳、底座的士多，都會指覑樓下便利店門口那條懶洋洋的狗向我介紹﹕「牠不會咬人，每天都趴在這裏。」不過不少藝術家在我的地圖上都圈了Blue Lotus這家畫廊，還不忘讚賞畫廊主人Sarah﹕「她人很好。」
Blue Lotus是火炭最早的畫廊之一，在華聯A座。我三月曾經去那裏看朋友策劃的Doll Complex展覽，當時就見過主人Sarah，大眼睛的比利時女人，笑聲嘹亮。這次去碰到她的助手Sum。因為Sarah有一份正職做trading，每周最多一兩天時間回來畫廊，所以大小事務都是由Sum主持。現在正是管偉邦「經典再造」的展覽，牆上掛覑他的筆墨。
「我們的定位是支持香港本地藝術家，尤其是年輕藝術家，但也會邀請國內外已經成名的畫家開展。我覺得香港大多數畫廊不會冒險去推年輕人。」我告訴她的確很多藝術家認同 Blue Lotus在火炭的地位，她想了想，回應﹕「這裏最出名都是studio，畫廊很少。再有也許是因為，我們的一些展覽請的就是火炭的artists。而且 Open Day的開會地址常常選在這裏，因為這裏空間大，雜物少。」
支持本地年輕藝術家
Sum自己一周會有五六天都在畫廊，工作繁忙。聯絡藝術家，贊助人，媒體，布展等等事務，都不簡單。來得多了，自然也認識了很多人，但不僅限於藝術家。「我們對面那家是製作飾品的，我也喜歡和他們閒聊。我不覺得和其他公司比，我們是特殊的。你可以這樣想，工作室也沒什麼不同，也是一種工廠，交流一下真的不錯。」她是我遇到的唯一幾個和鄰居公司常常說話的人。也有人用了工廠的比喻，不過是為了闡述另一種邏輯﹕「我們和別家一樣都是工廠，只不過返工時間不一樣。既然同是工廠，也就沒有什揦可以好奇的，個人做好自己的事，就離開了。」
Blue Lotus之外，同一棟樓上的Joy Art Club也有很多人推薦我去看看。女主人蕭愛冰作品風格多樣，工作室外邊牆上掛覑女體畫和政治諷刺畫作，下面得桌上則擺覑小型雕塑，門口的畫作多和今日政治文化有關——一副習作Women Liberation，背景是國旗到碼頭邊高樓商廈的漸變，近景則是一雙小腳女人穿的繡花鞋和一雙高跟鞋，不無諷刺。每到周六下午，這家畫室會對外開放，歡迎畫家們來練習。也會請人體模特來供畫家們寫生，模特的費用人人分攤，也不會很貴。
我進去畫室不久，模特就到了，是一個小巧玲瓏的女孩子。去洗手間換了衣服，就坐在中間的台上開始準備。她今天本不會來，但是約好的模特臨時有事，她來替補。「如果事前知道我會多些準備，一般我都會準備棉布可以墊在身下，不過也沒關係。」她喜歡表演，喜歡和身體有關的議題，除了做模特兒，也會參與行為藝術、話劇表演甚至舞蹈。5點左右陸陸續續來了三個畫家，女主人說畫家很少準時上門，一會兒會有更多。三個畫家各據一角，模特除去衣衫，抱膝而坐。我想拍照，她囑咐我只要背影，「我日間的工作是文職，也許面部不要上鏡比較好，不希望影響到那一份工。」
走出大廈已經夜了，樓下幾間五金店還沒有關門，有一個畫家從裏面搬覑一堆東西走出來和我打招呼，「火炭雖然不比深圳東西多價又平，但是材料什揦的還算ok，也不難找。」想想覺得這些工廠大廈裏的藝術空間也真是有趣，畫廊、畫室、五金、文印，裏應外合；畫家、作曲家、雕塑家、舞台設計人、助理、模特，各有姿態。雖然不是點點相通，但或多或少的往來無聲無息的塑造覑這個分散的空間。
活化政策衍生迫遷危機
藝術家們對火炭的評價全是正面的，地價低、環境大、風景好是人人都提到過的原因。張美儀還有些神秘的說﹕「火炭真的很好，有山有水有靈氣。賽馬會雖然現在很紅，但還是在鬧市之中，有點喧嘩。」也有人喜歡火炭的自由和獨立﹕「賽馬會像政府的cage。火炭是比較民間的，就是Open Day政府資助也只是整個財政的一小部分，自主性很高。」雖然今年內，地價有上漲，但是相比較其他的選擇來說，火炭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最近提出的活化工業大廈政策無疑牽動覑藝術家們的神經，恆發行的Joe甚至見我就問是不是來採訪她對這個政策的反應的。Homan的說法可以反映到很多藝術家的憂慮﹕「業主當然是希望活化改造的，這樣可以升地價，吸引工商業投資，可是到時候我們很可能負擔不起地租，就被擠出去。」普遍的看法是活化後的大廈不歡迎藝術工作室，而火炭大片的工業樓宇應該會是政策執行地之一。如果地價升的不要太高，火炭仍會是這些人的第一選擇。我想，愈來愈具規模的Open Day有機會把一個分散的火炭藝術群體凝聚起來，一同發聲，也在為香港藝術出力的同時擴大覑影響力。這對於抵抗協商政府政策是有利的，但是也將會慢慢改變這個藝術生態區的很多原生狀態。
夜裏想覑這些充滿變數的議題，在大廈樓梯間行走，數覑地上的煙頭，摸摸牆上的塗鴉，心裏也生出幾分眷戀，竟在工廠裏找到了這城市缺乏的清新和自由。
（衷心感謝所有接受我訪問的藝術家們。）
【明報專訊】地點﹕火炭藝術工作室
題旨﹕仍在進行中
幾乎每一個我訪問過的藝術家
都會拿筆出來在那張
早就皺皺巴巴的地圖上勾上幾筆，
推薦一些火炭的重要的工作室。
火炭藝術家的關係
由此看來是私人的，
親密的朋友往往是讀書時的同學，
或是一起工作過的同事。
5@5、伙紅孩還有恆發行
都是舊同學畢業後合租的場地。
中文大學的學生尤其多，
但其他院校畢業的學生
也慢慢多起來。
一起吃飯的時候，有人就表示不滿﹕「中大人有時候好霸道，好像火炭是他們的地方一樣，不過是他們離得近來得早罷了，為什揦要這麼囂張？」幾個中大畢業的藝術家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有些地主風頭﹕「中大人的確是最早來火炭的。有幾位教授五六年前，也可能更早吧，就在這裏買了單位。後來就有了中大的學生，師兄師姐介紹給師弟師妹，好像是一種傳統了。在數量上我們真的是最多的，和其他學院的藝術家比可能會更像一個團體。其實不同院校風格不同，這一點最容易體現在新鮮畢業生的作品裏，都有強烈的學院烙印。不過大家平日這麼多交流下，自己的風格又在成熟，日後就不太看得出了。」也有中大人很緊張其他人的看法，急切的解釋﹕「我們沒有什揦校內組織，最多就是同學一起吃飯了，不會搞派系鬥爭的。」
一般來說，藝術家與其他工作室的藝術家交往並不頻繁，如果有，往往是在偶爾共用的空間和特殊的事件。Open Day算是這樣一個場合，藝術家自己也會互相走動，看看別人新的作品和風格的轉變。陶房的Antonio甚至告訴我，因為上一年活動自己不得不一直坐在 studio裏面錯失了觀賞別家的機會，今年會考慮不參加開放活動，關門去其他大廈逛逛。
偶爾交往 欠缺互動
Open Day之外集體範圍的互動是較少的，我甚至覺得大廈裏的藝術家們好像幾米漫畫裏總是碰不到的有緣人。相互不認識的藝術家們其實都會光顧三樓的餐廳、底座的士多，都會指覑樓下便利店門口那條懶洋洋的狗向我介紹﹕「牠不會咬人，每天都趴在這裏。」不過不少藝術家在我的地圖上都圈了Blue Lotus這家畫廊，還不忘讚賞畫廊主人Sarah﹕「她人很好。」
Blue Lotus是火炭最早的畫廊之一，在華聯A座。我三月曾經去那裏看朋友策劃的Doll Complex展覽，當時就見過主人Sarah，大眼睛的比利時女人，笑聲嘹亮。這次去碰到她的助手Sum。因為Sarah有一份正職做trading，每周最多一兩天時間回來畫廊，所以大小事務都是由Sum主持。現在正是管偉邦「經典再造」的展覽，牆上掛覑他的筆墨。
「我們的定位是支持香港本地藝術家，尤其是年輕藝術家，但也會邀請國內外已經成名的畫家開展。我覺得香港大多數畫廊不會冒險去推年輕人。」我告訴她的確很多藝術家認同 Blue Lotus在火炭的地位，她想了想，回應﹕「這裏最出名都是studio，畫廊很少。再有也許是因為，我們的一些展覽請的就是火炭的artists。而且 Open Day的開會地址常常選在這裏，因為這裏空間大，雜物少。」
支持本地年輕藝術家
Sum自己一周會有五六天都在畫廊，工作繁忙。聯絡藝術家，贊助人，媒體，布展等等事務，都不簡單。來得多了，自然也認識了很多人，但不僅限於藝術家。「我們對面那家是製作飾品的，我也喜歡和他們閒聊。我不覺得和其他公司比，我們是特殊的。你可以這樣想，工作室也沒什麼不同，也是一種工廠，交流一下真的不錯。」她是我遇到的唯一幾個和鄰居公司常常說話的人。也有人用了工廠的比喻，不過是為了闡述另一種邏輯﹕「我們和別家一樣都是工廠，只不過返工時間不一樣。既然同是工廠，也就沒有什揦可以好奇的，個人做好自己的事，就離開了。」
Blue Lotus之外，同一棟樓上的Joy Art Club也有很多人推薦我去看看。女主人蕭愛冰作品風格多樣，工作室外邊牆上掛覑女體畫和政治諷刺畫作，下面得桌上則擺覑小型雕塑，門口的畫作多和今日政治文化有關——一副習作Women Liberation，背景是國旗到碼頭邊高樓商廈的漸變，近景則是一雙小腳女人穿的繡花鞋和一雙高跟鞋，不無諷刺。每到周六下午，這家畫室會對外開放，歡迎畫家們來練習。也會請人體模特來供畫家們寫生，模特的費用人人分攤，也不會很貴。
我進去畫室不久，模特就到了，是一個小巧玲瓏的女孩子。去洗手間換了衣服，就坐在中間的台上開始準備。她今天本不會來，但是約好的模特臨時有事，她來替補。「如果事前知道我會多些準備，一般我都會準備棉布可以墊在身下，不過也沒關係。」她喜歡表演，喜歡和身體有關的議題，除了做模特兒，也會參與行為藝術、話劇表演甚至舞蹈。5點左右陸陸續續來了三個畫家，女主人說畫家很少準時上門，一會兒會有更多。三個畫家各據一角，模特除去衣衫，抱膝而坐。我想拍照，她囑咐我只要背影，「我日間的工作是文職，也許面部不要上鏡比較好，不希望影響到那一份工。」
走出大廈已經夜了，樓下幾間五金店還沒有關門，有一個畫家從裏面搬覑一堆東西走出來和我打招呼，「火炭雖然不比深圳東西多價又平，但是材料什揦的還算ok，也不難找。」想想覺得這些工廠大廈裏的藝術空間也真是有趣，畫廊、畫室、五金、文印，裏應外合；畫家、作曲家、雕塑家、舞台設計人、助理、模特，各有姿態。雖然不是點點相通，但或多或少的往來無聲無息的塑造覑這個分散的空間。
活化政策衍生迫遷危機
藝術家們對火炭的評價全是正面的，地價低、環境大、風景好是人人都提到過的原因。張美儀還有些神秘的說﹕「火炭真的很好，有山有水有靈氣。賽馬會雖然現在很紅，但還是在鬧市之中，有點喧嘩。」也有人喜歡火炭的自由和獨立﹕「賽馬會像政府的cage。火炭是比較民間的，就是Open Day政府資助也只是整個財政的一小部分，自主性很高。」雖然今年內，地價有上漲，但是相比較其他的選擇來說，火炭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最近提出的活化工業大廈政策無疑牽動覑藝術家們的神經，恆發行的Joe甚至見我就問是不是來採訪她對這個政策的反應的。Homan的說法可以反映到很多藝術家的憂慮﹕「業主當然是希望活化改造的，這樣可以升地價，吸引工商業投資，可是到時候我們很可能負擔不起地租，就被擠出去。」普遍的看法是活化後的大廈不歡迎藝術工作室，而火炭大片的工業樓宇應該會是政策執行地之一。如果地價升的不要太高，火炭仍會是這些人的第一選擇。我想，愈來愈具規模的Open Day有機會把一個分散的火炭藝術群體凝聚起來，一同發聲，也在為香港藝術出力的同時擴大覑影響力。這對於抵抗協商政府政策是有利的，但是也將會慢慢改變這個藝術生態區的很多原生狀態。
夜裏想覑這些充滿變數的議題，在大廈樓梯間行走，數覑地上的煙頭，摸摸牆上的塗鴉，心裏也生出幾分眷戀，竟在工廠裏找到了這城市缺乏的清新和自由。
（衷心感謝所有接受我訪問的藝術家們。）
逼死人的活化工廈 By Thompson
Published: February 21, 2010Posted in: 新聞 News, 新聞及評論 News and essays, 評論 essaysTags:
黃與白
黃津珏和白雙全二人中學時是同學。黃津珏會考之後到英國升學，在大學主修音樂，現在是自由身音樂製作人，有時會做做運輸，幫補收入；寫過樂評和雜誌稿，現在參與民間電台的廣播活動。見政府的活化工廈計劃令區內工業大廈單位的租金上揚，觀塘區內的音樂同好不能付擔租金，有工廈業主寄望政府重建收地，而不肯與經營搖滾樂表演場地音樂同好續約。有見及此，他發起了「自然活化合作社（自活社）」，替使用工廈的創作單位發聲抗議爭取權益。
白雙全是香港中文大學出身的藝術家，曾在海外多次參展，作品集有《單身看》，共兩集。他的單位「二樓五仔」，是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的發起單位之一。試過蒙著眼跟團去旅行，用相機代替眼睛觀光。黃白二人對本地自主藝術空間的發展，都有頗深入的參與。
本地的創作環境
錄音室裡有許多拆開了的電子組件，零散地放在各處。我們坐在錄音室後，一個有大窗的房間。我拍照，他們對談，我間中也有提出意見。
「現在創意工業很難做。試過接到委託，要製作一首兩分鐘左右的配樂，做兩個版本，二選一，工資只得九百元。最後客人還想在選好版本之後將工資減半！這樣我情願去送貨。」黃用這個事例，作為訪談中一系列事例的開頭。他認為香港做創作的環境很差，節奏太快，往往為了快起貨就「抄巧改款」，扼殺了原創的空間。
官僚制度對藝術的浸透也很嚇人，大規模的藝術活動已成為申請資助的手段，規模加大，同時應付行政的時間和成本都增加，許多時候搶走了藝術創作方面的時間和資源。白雙全在香港藝術界的經驗裡，明白到此中利害。除了租金，要面對的難題也有一大籮。但活化工廈是真接影響到生存空間的政策，不能坐以待斃。
不斷升溫的運動
自活社發起遊行，將會去多個政府部門請願，藝術發展局是遊行的第一站。「其實已經被許多人問過，為甚麼去藝發局。藝發局雖然只是政府架構裡面的小角色，與活化工廈政策亦沒有直接關係，我們這步是像徵的層面上做的；藝發局方面也很配合，會派人出來收請願信。信裡面有一些調查項目，是我們認為藝發局在活化工廈的前題下，應該為藝術界搜集的資料。」他又說之後運動會升溫，一定會遊行去發展局找林鄭月娥。第一波的運動參與的主要是文化界的朋友，第二階段想工場和廠家都參加，因為事件與他們都有關係。
拒絕沉默
活化工廈政策之下，得益的就只有地產市場。一直在工廈裡面靠廉宜租金維持的單位，卻被連根拔起，快要煙消雲散。白雙全談到火炭藝術工作室群組的發展，最初由一班中大藝術系學生，為了找廉租單位來製作藝術系的功課，然後大學教授都加入租戶行列，到近年地產商贊助攪開放日，吸引了公眾注意，是活化工廈的契機之一；政策推出之後，租金也上揚了，他考慮明年會遷出伙炭。黃津珏察覺到，創作社群會對沒利可圖的空間作出填補：「用火炭做例，當年大量工廈單位空置，政府不知該做甚麼，地產商又不知該做甚麼時，那裡就有創作人走進去。現下政府急著要為工廈做些甚麼，是揠苗助長。」用市場的無形之手，拉起高地價政策之下死剩的創作單位，讓人見到便以為苗長得快，這是筆者的聯想。「真正地為工廈帶來生機的是我們這班人。現在所說的活化工廈，根本就是抄襲民間藝術單位的求生手段，來向地產商獻媚。現下的情況真的太離譜，不能保持沉默。一定要嘈。」
理想的空間
黃又談到音樂制作和工廈的關係：「畫畫的還可以在家畫。但攪音樂要錄音，用唐樓的話至要花幾十萬做隔音工程。近年攪的創意辦工室，也不可能接納音樂制作的申請。曾有人批評那些辦工室是動物圖式管理，我們可是連動物園都不會想關住的人。我們只能在工廈做。」他提到以前租觀塘建業街的單位，就算樓上是絲母廠，傍晚六時下班後，環境靜下來了，就可以做錄音的工作。還說工廈裡還有老鼠曱甴，攪創作的人能屈能伸，都不介意這些。「政府應該去修輯外牆和工廈的結構，凍結租金。能做到的話已功德無量。」
白雙全都贊成這種低介入性的措施：「當初伙炭找到地產商贊助，理想中的方案，是每人贊助幾百元用來付租金，當然是不可能的。」企業要報施，必定要做到全香港人人知。沒有宣傳效果的贊助，財團不會做。「看長遠的話，藝術家的收入來源，應該回歸到市場，脫離政府的援助。政府可以做的，是陪養一種氣氛，讓藝術家能夠與主流市場接合。香港還欠缺一個畫廊體系，對在本地的藝術家身上去作長遠的投資。一個畫家賣三四張畫，就已經能生活好一段時間了，但現在香港的藝術市場，實在太淡。香港有足夠數目的藝術家，去支持一個活躍的藝術市場。政府想要一些藝術巨星，想要能吸引幾萬人參加的展覽活動，就得由根本做起，慢慢陪養。藝術也是抽象的，不能只用一件件作品和一個個活動來做單位衡量。」當然，如果工作室的空間，都要被政府和財團收編，再由他們高姿態地分派，藝術家也許只能是一種副業了。
「如果你對政府說一件事它一定會實行，那會是甚麼？」忽然間，白問黃。「減租吧，減租的幫助最大。不過也是天馬行空吧。」「都不算天馬行空，政府要做的話一定做得到。」白這句語帶相關。這政府甚麼都做得出。
不能讓步
不過，與其求一部管治機器去明白被逼遷者的訴求，難道爭取時間和空間，抓取資本不是更重要嗎？「現在我們不是要管治機器去做甚麼，而是要它不做甚麼。不要以『活化工廈』之名來奪去我們的生存空間。沒有工廈工作室，我們絕對做不下去。」黃津玉斷言，白雙全接著補充：「用活化工廈這個名義的話，就不應該用來謀利。一開始『活化工廈』所發佈的訊息，是幫藝術單位找空間，新聞上所訪問的都是相關的單位。但現在卻暗地裡向地產商做利益輸送，是完全地本末倒置。」
黃又繼續說：「再起酒店起商場，究竟能給我們帶來甚麼幫助？我真不明白。這個政策推出之後，有關部門曾做過一個問卷調查，說有九成人贊成，但一查之下原來只問了三十個人，而且全是來自建築和地產界的人。我們在火炭和觀塘都做過同類問卷調查，對政策十成反對。民間和政府，視野相差境是這樣大。還要說政策的受益人是我們，簡真恐怖。這種荒謬的事情，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如無意外，本文見報之日，是自活社發起的「生勾勾活化大遊行」的日期。在中央圖書館則集合，然後遊行到藝術發展局。三時集合。他們要用創作人鬧哄哄的生命力，把空間爭回來。
文、圖：湯舜
About the Author
湯舜（Thompson）懂得讀書、研究、中英文流利；正在學法文。現職攝影師。工作室網頁：workandworkshop.com
黃與白
黃津珏和白雙全二人中學時是同學。黃津珏會考之後到英國升學，在大學主修音樂，現在是自由身音樂製作人，有時會做做運輸，幫補收入；寫過樂評和雜誌稿，現在參與民間電台的廣播活動。見政府的活化工廈計劃令區內工業大廈單位的租金上揚，觀塘區內的音樂同好不能付擔租金，有工廈業主寄望政府重建收地，而不肯與經營搖滾樂表演場地音樂同好續約。有見及此，他發起了「自然活化合作社（自活社）」，替使用工廈的創作單位發聲抗議爭取權益。
白雙全是香港中文大學出身的藝術家，曾在海外多次參展，作品集有《單身看》，共兩集。他的單位「二樓五仔」，是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的發起單位之一。試過蒙著眼跟團去旅行，用相機代替眼睛觀光。黃白二人對本地自主藝術空間的發展，都有頗深入的參與。
本地的創作環境
錄音室裡有許多拆開了的電子組件，零散地放在各處。我們坐在錄音室後，一個有大窗的房間。我拍照，他們對談，我間中也有提出意見。
「現在創意工業很難做。試過接到委託，要製作一首兩分鐘左右的配樂，做兩個版本，二選一，工資只得九百元。最後客人還想在選好版本之後將工資減半！這樣我情願去送貨。」黃用這個事例，作為訪談中一系列事例的開頭。他認為香港做創作的環境很差，節奏太快，往往為了快起貨就「抄巧改款」，扼殺了原創的空間。
官僚制度對藝術的浸透也很嚇人，大規模的藝術活動已成為申請資助的手段，規模加大，同時應付行政的時間和成本都增加，許多時候搶走了藝術創作方面的時間和資源。白雙全在香港藝術界的經驗裡，明白到此中利害。除了租金，要面對的難題也有一大籮。但活化工廈是真接影響到生存空間的政策，不能坐以待斃。
不斷升溫的運動
自活社發起遊行，將會去多個政府部門請願，藝術發展局是遊行的第一站。「其實已經被許多人問過，為甚麼去藝發局。藝發局雖然只是政府架構裡面的小角色，與活化工廈政策亦沒有直接關係，我們這步是像徵的層面上做的；藝發局方面也很配合，會派人出來收請願信。信裡面有一些調查項目，是我們認為藝發局在活化工廈的前題下，應該為藝術界搜集的資料。」他又說之後運動會升溫，一定會遊行去發展局找林鄭月娥。第一波的運動參與的主要是文化界的朋友，第二階段想工場和廠家都參加，因為事件與他們都有關係。
拒絕沉默
活化工廈政策之下，得益的就只有地產市場。一直在工廈裡面靠廉宜租金維持的單位，卻被連根拔起，快要煙消雲散。白雙全談到火炭藝術工作室群組的發展，最初由一班中大藝術系學生，為了找廉租單位來製作藝術系的功課，然後大學教授都加入租戶行列，到近年地產商贊助攪開放日，吸引了公眾注意，是活化工廈的契機之一；政策推出之後，租金也上揚了，他考慮明年會遷出伙炭。黃津珏察覺到，創作社群會對沒利可圖的空間作出填補：「用火炭做例，當年大量工廈單位空置，政府不知該做甚麼，地產商又不知該做甚麼時，那裡就有創作人走進去。現下政府急著要為工廈做些甚麼，是揠苗助長。」用市場的無形之手，拉起高地價政策之下死剩的創作單位，讓人見到便以為苗長得快，這是筆者的聯想。「真正地為工廈帶來生機的是我們這班人。現在所說的活化工廈，根本就是抄襲民間藝術單位的求生手段，來向地產商獻媚。現下的情況真的太離譜，不能保持沉默。一定要嘈。」
理想的空間
黃又談到音樂制作和工廈的關係：「畫畫的還可以在家畫。但攪音樂要錄音，用唐樓的話至要花幾十萬做隔音工程。近年攪的創意辦工室，也不可能接納音樂制作的申請。曾有人批評那些辦工室是動物圖式管理，我們可是連動物園都不會想關住的人。我們只能在工廈做。」他提到以前租觀塘建業街的單位，就算樓上是絲母廠，傍晚六時下班後，環境靜下來了，就可以做錄音的工作。還說工廈裡還有老鼠曱甴，攪創作的人能屈能伸，都不介意這些。「政府應該去修輯外牆和工廈的結構，凍結租金。能做到的話已功德無量。」
白雙全都贊成這種低介入性的措施：「當初伙炭找到地產商贊助，理想中的方案，是每人贊助幾百元用來付租金，當然是不可能的。」企業要報施，必定要做到全香港人人知。沒有宣傳效果的贊助，財團不會做。「看長遠的話，藝術家的收入來源，應該回歸到市場，脫離政府的援助。政府可以做的，是陪養一種氣氛，讓藝術家能夠與主流市場接合。香港還欠缺一個畫廊體系，對在本地的藝術家身上去作長遠的投資。一個畫家賣三四張畫，就已經能生活好一段時間了，但現在香港的藝術市場，實在太淡。香港有足夠數目的藝術家，去支持一個活躍的藝術市場。政府想要一些藝術巨星，想要能吸引幾萬人參加的展覽活動，就得由根本做起，慢慢陪養。藝術也是抽象的，不能只用一件件作品和一個個活動來做單位衡量。」當然，如果工作室的空間，都要被政府和財團收編，再由他們高姿態地分派，藝術家也許只能是一種副業了。
「如果你對政府說一件事它一定會實行，那會是甚麼？」忽然間，白問黃。「減租吧，減租的幫助最大。不過也是天馬行空吧。」「都不算天馬行空，政府要做的話一定做得到。」白這句語帶相關。這政府甚麼都做得出。
不能讓步
不過，與其求一部管治機器去明白被逼遷者的訴求，難道爭取時間和空間，抓取資本不是更重要嗎？「現在我們不是要管治機器去做甚麼，而是要它不做甚麼。不要以『活化工廈』之名來奪去我們的生存空間。沒有工廈工作室，我們絕對做不下去。」黃津玉斷言，白雙全接著補充：「用活化工廈這個名義的話，就不應該用來謀利。一開始『活化工廈』所發佈的訊息，是幫藝術單位找空間，新聞上所訪問的都是相關的單位。但現在卻暗地裡向地產商做利益輸送，是完全地本末倒置。」
黃又繼續說：「再起酒店起商場，究竟能給我們帶來甚麼幫助？我真不明白。這個政策推出之後，有關部門曾做過一個問卷調查，說有九成人贊成，但一查之下原來只問了三十個人，而且全是來自建築和地產界的人。我們在火炭和觀塘都做過同類問卷調查，對政策十成反對。民間和政府，視野相差境是這樣大。還要說政策的受益人是我們，簡真恐怖。這種荒謬的事情，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如無意外，本文見報之日，是自活社發起的「生勾勾活化大遊行」的日期。在中央圖書館則集合，然後遊行到藝術發展局。三時集合。他們要用創作人鬧哄哄的生命力，把空間爭回來。
文、圖：湯舜
About the Author
湯舜（Thompson）懂得讀書、研究、中英文流利；正在學法文。現職攝影師。工作室網頁：workandworkshop.com
一個人跑場﹕Open Day、Fotanian和火炭人
2009-11-22 05:05:51
【明報專訊】地點﹕火炭藝術工作室
題旨﹕仍在進行中
本以為在火炭有如此多的工作室
和藝術家，大家彼此應該常常往來，
非常熟絡。
幾天之後，才發現並非如此。
無論是做哪一類自由撰稿人，或是
藝術教師，每每結束了一天工作，
都已經累到不行。
好容易有了時間精力進到自己的studio，大多數人似乎都選擇關上門，
進入工廠裏面的私人空間，
靜下來，沉下去，
哪怕是幾個小時也不錯。
偶爾彼此見到，
很可能是在巴士站或是電梯間，
匆匆招呼。
當然共處一個空間還是有很多機會交流，比如一年一度的Open Day。Open Day在不同藝術家眼裏的地位不同。「Open Day也是好事吧，但是也有一定的商業氣息。因為都是借助於某地產商的支持。地產商想給火炭營造藝術感覺，從而sell在這裏的房產。」剛剛進入創作階段的新人則更希望Open Day可以使他們的作品為更多人所知道。
為時兩周左右的Open Day其實籌劃準備的時間都會有幾個月之多，再加上後期的清場和回顧，也許可能佔去半年。雖然這裏藝術家雲集，但因為日常大家都忙，也很難總是聚在一起討論，所以會有一個臨時的八人小組抽空商議主要議題，屆時再邀請盡可能多的藝術家聽取意見。
這些層級關係對於一些人來說有些抽象，也有人覺得有點走場的感覺，「那個會的名字都好長，好像共產黨的組織和會議」。也有人質疑﹕「主辦的幾個人也許有野心想要把火炭搞得像模像樣，好像一個文化地標。可是其實本來大家都是自發的搬進來，自己專心自己的創作，為什麽一定要搞得好似個union？」也有人沒有意見﹕「那些會議並不是很官方很正式，不過是個臨時的procedure。總要有人牽針引線啊。」
各有各忙 Open Day聚首
我不由好奇起來，這個並不正式的會議到底是如何運行的，又牽涉到那些人和機構呢？還是翻出那張綠色地圖，細看頁腳有一個網頁地址。登上去看到 Fotanian幾個美工字體，也曾經有幾個藝術家建議我想知道更官方的信息應該寫信給fotanian在gmail的郵箱。Fotanian是不是這些參加會議的人們的簡稱呢？還是只是火炭人的英文翻譯？
湯太知道我的疑問，拿出電話說要打給華聯B座的何文聰（Homan），因為2010年的Open Day，他是那個8人committee其中一員。Homan還在工作室未起身，於是過半小時才去叨擾，方知道是前幾天來過的一壺檸七studio，而這位Homan也分明在電梯裏打過照面。他的工作室是幾人合租，有很多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他主要是做裝置藝術的創作。房間裏除去道具、文具，還有一台電視和幾張沙發，「有時候就是在這裏睡覺，當然大廈是不允許過夜的，所以我每次都只是不小心睡過去了而已。」
我們剛坐下，我就開始詢問關於 Open Day，fotanian和committee的種種問題，他答得慢條斯理，信息量好大。Open Day已經有七八年的歷史了，最初是幾個很早進入火炭的前輩搞得一個小範圍的活動。那時候他們會比較隨意的選擇幾日將工作室開發，三五知己互相上門拜訪。後來藝術家愈來愈多，這個傳統也繼續了下來，但範圍就愈來愈大。現在Open Day已經是這裏比較重要的活動了。
而那個傳說中的 committee在Homan口中並不官方﹕「大家可能有些誤解了。這個committee都不是多formal，也沒有一個標準的程序什麽的，是很 temporary的。更不必擔心我們會不會有野心，即使是committee的成員也都整日要工作，都是擠出時間見面討論問題的。這並不是外邊那種政治選舉，不過是有心的人想要幫手。」聽到我轉述其他藝術家的看法，他搖頭笑了﹕「我們一路都知道自己不成熟，也沒有會員制度，深知是一個informal的過程。成日擔心有沒有artists會不鍾意我們的做法呢。一直希望做好點。而且因為我們有很大的主動權，所以想爭取多一些東西。比如會給參展的 studio一些artist fee，這也是我們平常都會抱怨的事情。為什麽展覽不付給artists錢呢，如果擺展覽可以有收入就不用日日去兼職了。」
Open Day在常人看來，不過是十幾天的event，可是需要花費力氣來佈置。每個工作室大概需要一個月準備，那個空間就被佔用了。這或是有些人選擇不參加的原因吧。
八人小組 Fotanian認受需時
又問他會不會愈辦愈多商業氣息，他表示現在還不必有這重顧慮﹕「商業化都可以看做是民間的一部分，我們的Open Day較少政府參與，所以商業或是民間的支持很珍貴。有這些支持，也說明Open Day是有價值的。」
正在籌劃中的2010年Open Day，committee已經有了一些初步想法。「不過我們沒有定什麽特別的theme，因為一向都是由studio自己決定要展示什麽。」除了開放工作室之外，他們還計劃在一些工作室裏舉行seminar和screening。近來着手的project則是一項裝置，邀請火炭之外的artists在一列火車內外擺放或懸掛作品，火車可能會從火炭駛出，走去城市他處。Open Day結束後，也有事要做﹕「想着要做一個research，做survey調查香港的art audience，我想對香港的藝術發展和教育會有些用處。」
說道火炭人和Fotanian，他很認真的給了一個區分﹕火炭人是外界能找到的對藝術家們最好的歸類，是主流媒體率先使用這個詞語的。但其實在火炭很少有藝術家會介紹自己是個火炭人。Fotanian是十幾個人一起改的，看上去會覺得和火炭有關，但又不是外界給的名字，所以中文和英文都差別很大。
火炭人 藝術的堅持
Fotanian 或是火炭人現在還是一個很模糊的稱謂，因為沒有組織機構可以依託，反而可以靈活的詮釋。火炭人可以是相對於觀塘、賽馬會、牛棚等其他藝術空間而言的藝術群體，有自己的特點，比如更加私人化，民間化，不喜歡公開自己的生活狀態；也可以是一種生活方式的代稱，比如在燒臘廠對面作業，或是對着九肚山冥想，有人就這樣回答我「我是火炭人啊，我願意是火炭人，很多時間都在這裏度過嘛。乘小巴上山，在樓下士多午飯，抬眼就是一片綠色，這是火炭人的生活。」
火炭人對同類充滿了想像，既有資歷上的﹕「一流畫廠的呂振光先生才有資格叫自己火炭人吧，他自己來着很久了，又有很多學生在這裏。」也有學校派系的，「火炭人大部分都是中大人，老師學生一大堆。」
也有人根本不在乎甚至反對這個詞彙。「最重要自己創作出好作品來，叫什麽名字都不緊要。」或是「藝術應當是很個人的表達，為什麽要有個label給我們，好似我們很一樣呢？大家不過是在同一屋簷下而已。」
但是沒有一個藝術家會在解釋這些詞彙的時候，談到非藝術的火炭人——那些比他們來的早的，呆的時間長的工人、文員、清潔工。以前不少文章都有一種敘述，大致是覺得進駐工廠的藝術家很難不被工業文化感染，影響到自己的風格。可是我訪問的藝術家們，都絕少和非藝術火炭人交流。也許工業文化或是火炭記憶的痕是會體現在作品中，但我懷疑角度應該還是由外而內的觀者。工作室搬進的不是沒有格檔的工廠，而是工廠裏一個一個小單位。
（四之三）
文 蕭鳴澗
編輯 徐志堅
【明報專訊】地點﹕火炭藝術工作室
題旨﹕仍在進行中
本以為在火炭有如此多的工作室
和藝術家，大家彼此應該常常往來，
非常熟絡。
幾天之後，才發現並非如此。
無論是做哪一類自由撰稿人，或是
藝術教師，每每結束了一天工作，
都已經累到不行。
好容易有了時間精力進到自己的studio，大多數人似乎都選擇關上門，
進入工廠裏面的私人空間，
靜下來，沉下去，
哪怕是幾個小時也不錯。
偶爾彼此見到，
很可能是在巴士站或是電梯間，
匆匆招呼。
當然共處一個空間還是有很多機會交流，比如一年一度的Open Day。Open Day在不同藝術家眼裏的地位不同。「Open Day也是好事吧，但是也有一定的商業氣息。因為都是借助於某地產商的支持。地產商想給火炭營造藝術感覺，從而sell在這裏的房產。」剛剛進入創作階段的新人則更希望Open Day可以使他們的作品為更多人所知道。
為時兩周左右的Open Day其實籌劃準備的時間都會有幾個月之多，再加上後期的清場和回顧，也許可能佔去半年。雖然這裏藝術家雲集，但因為日常大家都忙，也很難總是聚在一起討論，所以會有一個臨時的八人小組抽空商議主要議題，屆時再邀請盡可能多的藝術家聽取意見。
這些層級關係對於一些人來說有些抽象，也有人覺得有點走場的感覺，「那個會的名字都好長，好像共產黨的組織和會議」。也有人質疑﹕「主辦的幾個人也許有野心想要把火炭搞得像模像樣，好像一個文化地標。可是其實本來大家都是自發的搬進來，自己專心自己的創作，為什麽一定要搞得好似個union？」也有人沒有意見﹕「那些會議並不是很官方很正式，不過是個臨時的procedure。總要有人牽針引線啊。」
各有各忙 Open Day聚首
我不由好奇起來，這個並不正式的會議到底是如何運行的，又牽涉到那些人和機構呢？還是翻出那張綠色地圖，細看頁腳有一個網頁地址。登上去看到 Fotanian幾個美工字體，也曾經有幾個藝術家建議我想知道更官方的信息應該寫信給fotanian在gmail的郵箱。Fotanian是不是這些參加會議的人們的簡稱呢？還是只是火炭人的英文翻譯？
湯太知道我的疑問，拿出電話說要打給華聯B座的何文聰（Homan），因為2010年的Open Day，他是那個8人committee其中一員。Homan還在工作室未起身，於是過半小時才去叨擾，方知道是前幾天來過的一壺檸七studio，而這位Homan也分明在電梯裏打過照面。他的工作室是幾人合租，有很多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他主要是做裝置藝術的創作。房間裏除去道具、文具，還有一台電視和幾張沙發，「有時候就是在這裏睡覺，當然大廈是不允許過夜的，所以我每次都只是不小心睡過去了而已。」
我們剛坐下，我就開始詢問關於 Open Day，fotanian和committee的種種問題，他答得慢條斯理，信息量好大。Open Day已經有七八年的歷史了，最初是幾個很早進入火炭的前輩搞得一個小範圍的活動。那時候他們會比較隨意的選擇幾日將工作室開發，三五知己互相上門拜訪。後來藝術家愈來愈多，這個傳統也繼續了下來，但範圍就愈來愈大。現在Open Day已經是這裏比較重要的活動了。
而那個傳說中的 committee在Homan口中並不官方﹕「大家可能有些誤解了。這個committee都不是多formal，也沒有一個標準的程序什麽的，是很 temporary的。更不必擔心我們會不會有野心，即使是committee的成員也都整日要工作，都是擠出時間見面討論問題的。這並不是外邊那種政治選舉，不過是有心的人想要幫手。」聽到我轉述其他藝術家的看法，他搖頭笑了﹕「我們一路都知道自己不成熟，也沒有會員制度，深知是一個informal的過程。成日擔心有沒有artists會不鍾意我們的做法呢。一直希望做好點。而且因為我們有很大的主動權，所以想爭取多一些東西。比如會給參展的 studio一些artist fee，這也是我們平常都會抱怨的事情。為什麽展覽不付給artists錢呢，如果擺展覽可以有收入就不用日日去兼職了。」
Open Day在常人看來，不過是十幾天的event，可是需要花費力氣來佈置。每個工作室大概需要一個月準備，那個空間就被佔用了。這或是有些人選擇不參加的原因吧。
八人小組 Fotanian認受需時
又問他會不會愈辦愈多商業氣息，他表示現在還不必有這重顧慮﹕「商業化都可以看做是民間的一部分，我們的Open Day較少政府參與，所以商業或是民間的支持很珍貴。有這些支持，也說明Open Day是有價值的。」
正在籌劃中的2010年Open Day，committee已經有了一些初步想法。「不過我們沒有定什麽特別的theme，因為一向都是由studio自己決定要展示什麽。」除了開放工作室之外，他們還計劃在一些工作室裏舉行seminar和screening。近來着手的project則是一項裝置，邀請火炭之外的artists在一列火車內外擺放或懸掛作品，火車可能會從火炭駛出，走去城市他處。Open Day結束後，也有事要做﹕「想着要做一個research，做survey調查香港的art audience，我想對香港的藝術發展和教育會有些用處。」
說道火炭人和Fotanian，他很認真的給了一個區分﹕火炭人是外界能找到的對藝術家們最好的歸類，是主流媒體率先使用這個詞語的。但其實在火炭很少有藝術家會介紹自己是個火炭人。Fotanian是十幾個人一起改的，看上去會覺得和火炭有關，但又不是外界給的名字，所以中文和英文都差別很大。
火炭人 藝術的堅持
Fotanian 或是火炭人現在還是一個很模糊的稱謂，因為沒有組織機構可以依託，反而可以靈活的詮釋。火炭人可以是相對於觀塘、賽馬會、牛棚等其他藝術空間而言的藝術群體，有自己的特點，比如更加私人化，民間化，不喜歡公開自己的生活狀態；也可以是一種生活方式的代稱，比如在燒臘廠對面作業，或是對着九肚山冥想，有人就這樣回答我「我是火炭人啊，我願意是火炭人，很多時間都在這裏度過嘛。乘小巴上山，在樓下士多午飯，抬眼就是一片綠色，這是火炭人的生活。」
火炭人對同類充滿了想像，既有資歷上的﹕「一流畫廠的呂振光先生才有資格叫自己火炭人吧，他自己來着很久了，又有很多學生在這裏。」也有學校派系的，「火炭人大部分都是中大人，老師學生一大堆。」
也有人根本不在乎甚至反對這個詞彙。「最重要自己創作出好作品來，叫什麽名字都不緊要。」或是「藝術應當是很個人的表達，為什麽要有個label給我們，好似我們很一樣呢？大家不過是在同一屋簷下而已。」
但是沒有一個藝術家會在解釋這些詞彙的時候，談到非藝術的火炭人——那些比他們來的早的，呆的時間長的工人、文員、清潔工。以前不少文章都有一種敘述，大致是覺得進駐工廠的藝術家很難不被工業文化感染，影響到自己的風格。可是我訪問的藝術家們，都絕少和非藝術火炭人交流。也許工業文化或是火炭記憶的痕是會體現在作品中，但我懷疑角度應該還是由外而內的觀者。工作室搬進的不是沒有格檔的工廠，而是工廠裏一個一個小單位。
（四之三）
文 蕭鳴澗
編輯 徐志堅
廖偉棠 藝術這塊霓虹招牌
2010年6月2日
出離島記
藝術這塊霓虹招牌下面，一切都在賣和買。這是今年「香港國際藝術展10」Art HK 10的宣傳海報最直接地傳遞給我的訊息—鬧市中一具最有香港特色的赤裸燈管屹立，「ART HK 10」七個大字熒惑地發着光。
如果可以交易並且價格合理，我想我會首選收藏海報中這具霓虹燈牌。首先它讓我想起了十年前、旅居香港的藝術家顏磊的燈管作品：那作品直接複製自當年在旺角油麻地比比皆是的妓院招牌—那些用粉色燈管組成的箭嘴指引着慾望的方向，隱晦又心照不宣，可謂玩弄藝術隱喻的高手所為—而顏磊以他一貫因利成便的惡搞作風，把慾望招牌直接移植到藝術場所（當時是長沙灣政府屠場的臨時藝術村），立刻使它具有了更針對藝術自身諷喻意味：藝術家們、藝術收購家們，你們的慾望出口在這裏。
招牌酷似廉價十元店
但說回今次國際藝術展這塊酷似廉價十元店的招牌，它的作品精緻度仍然大大超出當年顏磊那山寨版。而我覺得它值得收藏還在於它充分地體現了當代藝術最寶貝的四個特點：第一、艷俗性，粉色系加上持續的光亮，張揚又嫵媚；第二、直接的圖解性，它費心屈就的英文和阿拉伯數字，沒有人會作出半點多餘誤讀，藝術真正做到了婦孺能懂；第三、簡易的百搭性，這塊招牌可以移動到香港市區的任何地方擺放，好比一個確認的印戳，蓋在哪裏那裏就被證明為富有藝術之地而不是沙漠；第四，當然是商業性，「ART HK 10」中的「10」，無論怎樣看，都像是一個標價，「10」後面的單位是浮動的，可以是萬、十萬、百萬……
「ART HK 10」也可以音讀為「呃（騙）香港10次」，讓香港以為自己真的已經善待藝術、讓香港人以為藝術不過就是會展中心裏幾個下午的賣和買。純然，後現代主義運動以來，藝術早已不是殿堂或教堂牆上高不可攀的聖物，觀眾也愈來愈像逛街買菜—雖然都穿着晚禮服。開幕貴賓場的衣香鬢影一如既往的令人受不了，如果在香港你想要一晚上見盡所有那些和藝術無關的社交動物，這晚就最合適了。但這晚我有幸目睹了一個饒有趣味的「行為藝術」，無數杯穿梭於藝術品之間的紅酒，其中一杯摔碎在最昂貴的其中一件作品前面—那是張洹以整張牛皮壓製而成的佛首像—濺起的酒染紅了低垂的牛尾巴，這一下子令張洹的作品賦有了更多的意義。我想起的是那個著名的禪宗公案：白牛過窗櫺，頭身四蹄都過得，唯有尾巴過不得！張洹那白牛幻化的佛像，穿過藝術買賣場這滾滾紅塵，最終當然不得涅槃。
藝展主要是交際和傾銷
趟這渾水之河哪能不濕腳？藝術遭遇商業的尷尬，這場被我「命名」的「行為藝術」恰好做了一個最新的註釋而已。「香港國際藝術展」當然不是最後一個賣場，不是最好一個也不是最壞的一個。藝術家也非常尷尬，「我討厭這種衣香鬢影的場合，但仍然付出巨大精力投入，因為我們提供的只是藝術，而不涉及交際或傾銷。」本地藝術家關尚智回答也是藝術家的記者馮敏兒的說話，倔強中流露的是無奈。因為現實的藝術展正是交際和傾銷，藝術只是藉口、布景和硬通貨而已，藝術家自身的態度清醒已經成為藝術最後一道壁壘，縱觀這次「香港國際藝術展10」，說句公道話，能夠堅持藝術標準而不是商業標準的藝術家還是佔了半數以上，自甘淪陷的藝術不多，儘管有一些畫廊赤裸裸地把他們代理的藝術家往這個方向引誘着。
藝術兀自還端着一個清高的姿態，藝術推銷員則無所謂，貴賓之夜我耳邊聽得最多的還是「這件作品的升值可能」、「收藏這個藝術家將來出手容易」這樣的行話。這樣的大環境中藝術如何自處？真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大多數的藝術家選擇的是假裝超然的迴避：作品生產出來了，就讓它交給市場折騰去吧。又有部分不甘心的比較叛逆的藝術家選擇的是挑釁，就像他們的祖師爺杜尚一樣，在藝術市場的邏輯當中大肆調侃市場本身，在藝術展這些「高級場所」刻意粗野、好鬥，但是一不小心連你的叛逆姿態也成為了收購對象—當今潮流，如果藝術家在一張大尺寸畫布上大筆揮上「藝術展是個儍逼派對」之類的字眼（一定要大尺寸還要中英對照），也必然被標價出售。最終又有一部分聰明的藝術家發現這其實是條走向市場的終南捷徑。
姿態都無所謂，關鍵是硬通貨的可能。我又想起顏磊十多年前一個作品，一群西裝筆挺的西方人圍坐小圈，目光炯炯地齊齊盯着你，作品的名字就叫做《我能看看你的作品嗎？》，這幅辛辣深刻的作品，現在是否也被收購了呢？藝術如何自處，對於市場都已經無效，藝術家能夠做到的僅僅是對得住自己的藝術良心—雖然市場中人說到「良心」二字嘴角難免一笑。
回到香港，政府如何看待藝術、藝術執事者如何看待藝術，也已經不重要，關鍵是普通人對藝術的態度。這樣說來，「香港國際藝術展」最有意義的絕對不是藝術品的交易量、成交金額的高低，也不在於規模和事件的話題性，而僅僅在於後幾天開放日裏那些自己買票進來觀賞藝術的市民他們的精神得着。他們大多數人並沒有購買藝術奢侈品的能力，因此藝術的商業性對於他們是失效的，雖然他們也津津樂道於「天價藝術品」這樣的話題，但在他們的「不購買」的消解中，藝術竟然回到了藝術本身那種僅僅通過觀賞而獲得意義的存在純粹性中。這是黑色幽默？是諷刺？還是好事？藝術這塊霓虹招牌下面，除了賣和買，還是有一些意外，很藝術地發生着。
出離島記
藝術這塊霓虹招牌下面，一切都在賣和買。這是今年「香港國際藝術展10」Art HK 10的宣傳海報最直接地傳遞給我的訊息—鬧市中一具最有香港特色的赤裸燈管屹立，「ART HK 10」七個大字熒惑地發着光。
如果可以交易並且價格合理，我想我會首選收藏海報中這具霓虹燈牌。首先它讓我想起了十年前、旅居香港的藝術家顏磊的燈管作品：那作品直接複製自當年在旺角油麻地比比皆是的妓院招牌—那些用粉色燈管組成的箭嘴指引着慾望的方向，隱晦又心照不宣，可謂玩弄藝術隱喻的高手所為—而顏磊以他一貫因利成便的惡搞作風，把慾望招牌直接移植到藝術場所（當時是長沙灣政府屠場的臨時藝術村），立刻使它具有了更針對藝術自身諷喻意味：藝術家們、藝術收購家們，你們的慾望出口在這裏。
招牌酷似廉價十元店
但說回今次國際藝術展這塊酷似廉價十元店的招牌，它的作品精緻度仍然大大超出當年顏磊那山寨版。而我覺得它值得收藏還在於它充分地體現了當代藝術最寶貝的四個特點：第一、艷俗性，粉色系加上持續的光亮，張揚又嫵媚；第二、直接的圖解性，它費心屈就的英文和阿拉伯數字，沒有人會作出半點多餘誤讀，藝術真正做到了婦孺能懂；第三、簡易的百搭性，這塊招牌可以移動到香港市區的任何地方擺放，好比一個確認的印戳，蓋在哪裏那裏就被證明為富有藝術之地而不是沙漠；第四，當然是商業性，「ART HK 10」中的「10」，無論怎樣看，都像是一個標價，「10」後面的單位是浮動的，可以是萬、十萬、百萬……
「ART HK 10」也可以音讀為「呃（騙）香港10次」，讓香港以為自己真的已經善待藝術、讓香港人以為藝術不過就是會展中心裏幾個下午的賣和買。純然，後現代主義運動以來，藝術早已不是殿堂或教堂牆上高不可攀的聖物，觀眾也愈來愈像逛街買菜—雖然都穿着晚禮服。開幕貴賓場的衣香鬢影一如既往的令人受不了，如果在香港你想要一晚上見盡所有那些和藝術無關的社交動物，這晚就最合適了。但這晚我有幸目睹了一個饒有趣味的「行為藝術」，無數杯穿梭於藝術品之間的紅酒，其中一杯摔碎在最昂貴的其中一件作品前面—那是張洹以整張牛皮壓製而成的佛首像—濺起的酒染紅了低垂的牛尾巴，這一下子令張洹的作品賦有了更多的意義。我想起的是那個著名的禪宗公案：白牛過窗櫺，頭身四蹄都過得，唯有尾巴過不得！張洹那白牛幻化的佛像，穿過藝術買賣場這滾滾紅塵，最終當然不得涅槃。
藝展主要是交際和傾銷
趟這渾水之河哪能不濕腳？藝術遭遇商業的尷尬，這場被我「命名」的「行為藝術」恰好做了一個最新的註釋而已。「香港國際藝術展」當然不是最後一個賣場，不是最好一個也不是最壞的一個。藝術家也非常尷尬，「我討厭這種衣香鬢影的場合，但仍然付出巨大精力投入，因為我們提供的只是藝術，而不涉及交際或傾銷。」本地藝術家關尚智回答也是藝術家的記者馮敏兒的說話，倔強中流露的是無奈。因為現實的藝術展正是交際和傾銷，藝術只是藉口、布景和硬通貨而已，藝術家自身的態度清醒已經成為藝術最後一道壁壘，縱觀這次「香港國際藝術展10」，說句公道話，能夠堅持藝術標準而不是商業標準的藝術家還是佔了半數以上，自甘淪陷的藝術不多，儘管有一些畫廊赤裸裸地把他們代理的藝術家往這個方向引誘着。
藝術兀自還端着一個清高的姿態，藝術推銷員則無所謂，貴賓之夜我耳邊聽得最多的還是「這件作品的升值可能」、「收藏這個藝術家將來出手容易」這樣的行話。這樣的大環境中藝術如何自處？真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大多數的藝術家選擇的是假裝超然的迴避：作品生產出來了，就讓它交給市場折騰去吧。又有部分不甘心的比較叛逆的藝術家選擇的是挑釁，就像他們的祖師爺杜尚一樣，在藝術市場的邏輯當中大肆調侃市場本身，在藝術展這些「高級場所」刻意粗野、好鬥，但是一不小心連你的叛逆姿態也成為了收購對象—當今潮流，如果藝術家在一張大尺寸畫布上大筆揮上「藝術展是個儍逼派對」之類的字眼（一定要大尺寸還要中英對照），也必然被標價出售。最終又有一部分聰明的藝術家發現這其實是條走向市場的終南捷徑。
姿態都無所謂，關鍵是硬通貨的可能。我又想起顏磊十多年前一個作品，一群西裝筆挺的西方人圍坐小圈，目光炯炯地齊齊盯着你，作品的名字就叫做《我能看看你的作品嗎？》，這幅辛辣深刻的作品，現在是否也被收購了呢？藝術如何自處，對於市場都已經無效，藝術家能夠做到的僅僅是對得住自己的藝術良心—雖然市場中人說到「良心」二字嘴角難免一笑。
回到香港，政府如何看待藝術、藝術執事者如何看待藝術，也已經不重要，關鍵是普通人對藝術的態度。這樣說來，「香港國際藝術展」最有意義的絕對不是藝術品的交易量、成交金額的高低，也不在於規模和事件的話題性，而僅僅在於後幾天開放日裏那些自己買票進來觀賞藝術的市民他們的精神得着。他們大多數人並沒有購買藝術奢侈品的能力，因此藝術的商業性對於他們是失效的，雖然他們也津津樂道於「天價藝術品」這樣的話題，但在他們的「不購買」的消解中，藝術竟然回到了藝術本身那種僅僅通過觀賞而獲得意義的存在純粹性中。這是黑色幽默？是諷刺？還是好事？藝術這塊霓虹招牌下面，除了賣和買，還是有一些意外，很藝術地發生着。
Thursday, June 10, 2010
Two women reshape Hong Kong’s art scene
Saturday, May 29, 2010
Hong Kong’s ascent into the premier league of art centres is gathering pace with rumours that the buyer of the record-breaking $106.5m Picasso “Nude, Green Leaves and Bust” (1932) hails from the Chinese metropolis.
Auction house sales there have also smashed records: Sotheby’s sold almost HK$2bn (£179m) of paintings and antiques at its six-day auction in April. The buoyant commercial gallery scene has been bolstered by dealer Larry Gagosian’s decision to open a permanent space in the city. But outside these powerhouses, a duo of Chinese women is shaping Hong Kong’s art scene through innovative, artist-led initiatives that dovetail with the region’s mega-bucks art ventures.
Claire Hsu
Claire Hsu
Elaine Ng is 36, Claire Hsu is 33. Ng is editor and publisher of Art Asia Pacific, the influential journal dedicated to contemporary art from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Hsu co-founded Asia Art Archive (AAA) in 2000, a public contemporary art resource comprising a library and archive collection of over 22,000 items. The friends have had similar career paths, sharing a mentor in Johnson Chang Tsong-zung, the erudite curator and critic who towers over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scene after founding Hanart TZ gallery in Hong Kong in 1983. Ng, armed with an MA in cultural policy from the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found herself at Chang’s space in the mid-1990s.
Elaine Ng
Elaine Ng
“Cruciall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ealers to promote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backing big-name artists such as Xu Bing and Zhang Xiaogang before they sold for stratospheric prices in the mid-2000s. He has a great eye.” For Hsu, Chang was equally important, prompting her to set up the AAA when she was still a postgraduate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London in the late 1990s. “My professor at SOAS was not impressed when I proposed that my MA dissertation should focus on late 20th-century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There was very little material, or research: Johnson suggested that I set up an archive, so I packed a suitcase and went back to Hong Kong.”
The result, as Hsu describes the AAA, is a “museum without exhibitions.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art is not widely taught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here and is only really seen in commercial galleries. AAA is proactive in instigat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dialogue and forging networks in the region.”
Schemes include an annual international residency which, in 2009, brought the Delhi-based artists RAQS Media Collective to Hong Kong. But the best may be yet to come with the launch this year of a four-year initiative to incorporate into the archive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art from 1980s China, including the collections of artists Mao Xuhui, Wu Shanzhuan, Lu Peng and Zhang Xiaogang and curator Fei Dawei. For its booth at ARTHK 10, AAA has recreated an artist’s living-working space of the 1980s.
Ng’s sentiments chime with Hsu’s ideals. Dividing her time between Hong Kong and New York, where Art Asia Pacific is based, she sees her magazine as “a platform for artists that are not commercially viable [and] to encourage critical thinking. I’m on the advisory board of Art HK, which has become a pivotal international event for the region, but the non-commercial scene must also be supported.”
But there is no doubting the business acumen of the two women. Ng, who cut her teeth in the non-profit sector when she managed the film and new media organisation Videotage in Hong Kong in the late 1990s, turned a profit at Art Asia Pacific in 2007 and 2009 after she bought the publication from artist Zhao Gang in 2004.
Hsu seems just as canny, harnessing private capital through initiatives such as a collectors’ circle of about 20 couples.
There’s more. “We recently put together a vision plan for transforming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compound, a heritage site that dates back to the 19th century, into a contemporary visual arts hub,” says Hsu. This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non-profit gallery, Para/site. And Hsu and Ng are immersed in another key state project,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venture, a gargantuan 40-hectare waterfront development described as “an integrated arts, cultural, entertainment and commercial district”, pumped with state cash (an HK$21.6bn endowment). A new museum on the site, called M+, will focus on 20th- and 21st-century visual culture.
Hsu and Ng agree that Hong Kong, which lacks a landmark public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desperately needs such a flagship institution. But can the city, awash with private art money, sustain a state-backed venue on this scale? Ng says: “I remain positive about its prospects. But museums are not yet part of the mindset here as everything needs to be profitable in the end.”
Posted by Rice Bank at 12:13 PM
Hong Kong’s ascent into the premier league of art centres is gathering pace with rumours that the buyer of the record-breaking $106.5m Picasso “Nude, Green Leaves and Bust” (1932) hails from the Chinese metropolis.
Auction house sales there have also smashed records: Sotheby’s sold almost HK$2bn (£179m) of paintings and antiques at its six-day auction in April. The buoyant commercial gallery scene has been bolstered by dealer Larry Gagosian’s decision to open a permanent space in the city. But outside these powerhouses, a duo of Chinese women is shaping Hong Kong’s art scene through innovative, artist-led initiatives that dovetail with the region’s mega-bucks art ventures.
Claire Hsu
Claire Hsu
Elaine Ng is 36, Claire Hsu is 33. Ng is editor and publisher of Art Asia Pacific, the influential journal dedicated to contemporary art from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Hsu co-founded Asia Art Archive (AAA) in 2000, a public contemporary art resource comprising a library and archive collection of over 22,000 items. The friends have had similar career paths, sharing a mentor in Johnson Chang Tsong-zung, the erudite curator and critic who towers over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scene after founding Hanart TZ gallery in Hong Kong in 1983. Ng, armed with an MA in cultural policy from the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found herself at Chang’s space in the mid-1990s.
Elaine Ng
Elaine Ng
“Cruciall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ealers to promote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backing big-name artists such as Xu Bing and Zhang Xiaogang before they sold for stratospheric prices in the mid-2000s. He has a great eye.” For Hsu, Chang was equally important, prompting her to set up the AAA when she was still a postgraduate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London in the late 1990s. “My professor at SOAS was not impressed when I proposed that my MA dissertation should focus on late 20th-century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There was very little material, or research: Johnson suggested that I set up an archive, so I packed a suitcase and went back to Hong Kong.”
The result, as Hsu describes the AAA, is a “museum without exhibitions.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art is not widely taught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here and is only really seen in commercial galleries. AAA is proactive in instigat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dialogue and forging networks in the region.”
Schemes include an annual international residency which, in 2009, brought the Delhi-based artists RAQS Media Collective to Hong Kong. But the best may be yet to come with the launch this year of a four-year initiative to incorporate into the archive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art from 1980s China, including the collections of artists Mao Xuhui, Wu Shanzhuan, Lu Peng and Zhang Xiaogang and curator Fei Dawei. For its booth at ARTHK 10, AAA has recreated an artist’s living-working space of the 1980s.
Ng’s sentiments chime with Hsu’s ideals. Dividing her time between Hong Kong and New York, where Art Asia Pacific is based, she sees her magazine as “a platform for artists that are not commercially viable [and] to encourage critical thinking. I’m on the advisory board of Art HK, which has become a pivotal international event for the region, but the non-commercial scene must also be supported.”
But there is no doubting the business acumen of the two women. Ng, who cut her teeth in the non-profit sector when she managed the film and new media organisation Videotage in Hong Kong in the late 1990s, turned a profit at Art Asia Pacific in 2007 and 2009 after she bought the publication from artist Zhao Gang in 2004.
Hsu seems just as canny, harnessing private capital through initiatives such as a collectors’ circle of about 20 couples.
There’s more. “We recently put together a vision plan for transforming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compound, a heritage site that dates back to the 19th century, into a contemporary visual arts hub,” says Hsu. This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non-profit gallery, Para/site. And Hsu and Ng are immersed in another key state project,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venture, a gargantuan 40-hectare waterfront development described as “an integrated arts, cultural, entertainment and commercial district”, pumped with state cash (an HK$21.6bn endowment). A new museum on the site, called M+, will focus on 20th- and 21st-century visual culture.
Hsu and Ng agree that Hong Kong, which lacks a landmark public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desperately needs such a flagship institution. But can the city, awash with private art money, sustain a state-backed venue on this scale? Ng says: “I remain positive about its prospects. But museums are not yet part of the mindset here as everything needs to be profitable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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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y 20, 2010
文化專題 李卓賢 香港國際藝術展 ART HK 2010 當代火紅藝術家列陣
2010年5月21日
有 留意藝文活動的讀者應注意到近期文化氣候的轉變，姑勿論大型活動如法國五月一如以往舉辦展覽，連大大小小的畫廊都摩拳擦掌，紛紛舉辦個展群展。正如有美女 的地方總會出現一大群餓男，只因香港國際藝術展2010（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t Fair 2010, ART HK 2010）即將於月尾開鑼，畫廊、藝術家，不論大小，也待機而動。
彷 彿昨天還在擔心ART HK前路崎嶇，念茲在茲自從2009年失去了雷曼兄弟以後，將如何營辦下去，轉瞬又到第三屆。相比於2008年第一屆一百零五家、與去年一百一十五家，今 年參與ART HK的有二十四個國家共一百五十家參展商，當中以京滬、美國、德國與日本的畫廊最為活躍，過去參展的如紐約Gagosian Gallery、倫敦的White Cube、香港的漢雅軒也再度參展，似乎美國經濟不景氣與歐洲財政危機等對藝術市場的負面影響，都因為「中國彈起」而被忽略過去。本地同類的藝術展覽、去 年10月份舉行的香港國際古玩及藝術品博覽會（HKIAAF）的主辦者黑國強，在接受其他訪問時亦指出，中國內地收藏家今年的購買力強勁，而且有不少新的 收藏家參與，打破了以往由西方畫家買家壟斷的局面。
展覽作為商機
今年ART HK較讓人看好的原因，相信是因為找到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成為主要贊助者，無論從德銀本身贊助The Frieze Art Fair的經驗，抑或有更多的德國畫廊參與展覽，都是對ART HK以至本地藝術市場的一個利好消息。Art HK的展覽總監Magnus Renfrew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德銀贊助ART HK，能擴展他們在市場宣揚文化活力的全球承諾，這與他們的業務有一定關係。在『藝術作品』的座右銘下，德銀三十年來透過自己的收藏、展覽和企業合作，令 當代藝術更為普及。今時今日，德意志銀行收藏是世界上重要的公司藝術收藏之一。德意志銀行贊助ART HK，反映他們在亞太區的擴展以及長期對藝術的承諾。我們共通的視野與合作關係，將進一步肯定ART HK的領先地位。」
當然單憑以上的條件，很難吸引大量的畫商與參觀者，作品的存在自然是重要的。在今年的ART HK，大會找來了多位當紅的當代藝術家做個人展覽。Sperone Westwater的中國藝術家劉野，將於這次博覽會展出《鄧麗君》及J. With Glasses等作品；代表Marianne Boesky畫廊的日本藝術家奈良美智，亦會展出他的畫作Rock 'n Roll the Roll等作品。此外White Cube的Damien Hirst、Rokeby的Gideon Rubin、The Modern Institute的Jim Lambie等藝術家亦會舉行個展。
支持這批當代藝術家的人氣，除了是他們的藝術作品質素，還有近年的拍賣紀錄。劉野的作品《最後的巴洛克》在2007年的成交價是1074萬元，本年 4月份蘇富比拍賣他的早期作品《金光大道》的成交價達1914萬元；在去年12月的亞洲藝術拍賣周，奈良美智的Winter Long，成交價也達410萬。在剛過去4月份的蘇富比春季拍賣，岳敏君的《在湖上》以1466萬元成交，東南亞藝術家李曼峰油畫作品《峇里民采》更破紀 錄以2530萬元成交。
的確，與過去兩年相比，ART HK 2010有明顯的不同了。Magnus Renfrew認為最大的改變是展覽本身急速的發展，在2009年入場人次上升30%，相信今年可以再上一層樓，另一方面今年也多了很多有質素的畫廊參 展。「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畫廊參與本年的展覽，包括Hauser&Wirth、Marianne Boesky、Sperone Westwater、Gagosian、White Cube等等。還有，今年我們首次提供普通話導賞，以應付日益增多的內地參觀者。」
人多等同人文氣息？
記得數年前，記者訪問文化界某大佬，急着要問一條辦好副刊的法門。大佬也沒有敷衍小朋友，告訴記者所有的文化空間最重要的是「人文氣息」，讓一個版 面有「人文氣息」的方法，就要讓最多的作者和讀者在裏面流動逗留。如果展覽同樣作為文化空間，把文化大佬的理論放進去，也許正是要令最多的參觀者和展出者 參與，以此準則去判別ART HK的工作，看來是朝着此的方向進展的。
但這時候又會產生另一個疑問：有眾多參展者或參觀者，人文氣息就聚合了？香港書展可說是一個教材。據香港書展的數據，2007年書展入場人次七十六 萬，參展商四百七十五家；2008年書展入場人次八十二萬，參展商四百八十五家；去年2009年書展入場人次九十萬，參展商五百零四家。數字上戰績輝煌， 但都是建立在購買漫畫精品迫爆玻璃、明星新書發布排長龍簽名會、模一比一攬枕抱回家，一個文化空間，人多了，有沒有人文氣息，真的見仁見智。
地緣歷史優勢
回頭去看ART HK，不得不承認藝術品銷售與拍賣在當中起有重要作用。好奇的記者一直不明白展覽與拍賣之間的關係，於是向Magnus Renfrew求教，得到一個可堪玩味的回覆：「大型拍賣與ART HK相互配合，隨着大量的重要活動在香港舉行，國際藝術界將會把目光放在香港。」
也就是說，ART HK能成為國際性展覽並得以快速冒起，除了因為國際畫廊聚焦於此，還有就是便利大手交易與拍賣等因素，這是地緣與歷史優勢帶來的結果。談及ART HK能站穩至第三屆，Magnus Renfrew亦不諱言背後因素：「ART HK是亞洲唯一一個由獨立機構作嚴謹挑選的展覽，過去兩年的氣勢吸引很多世界最好的畫廊參與。香港作為大型國際藝術中心，在地理上比起區內其他地方有很多 優勢：藝術品進出口零稅率、作為亞洲區的交通心臟地帶、廣泛使用英語、生動而活力的城市，何況亞洲沒有一處地方像香港讓西方人有家的感覺。」
教育、教育、教育
當人流聚集的同時，藝術展覽能不能做得更多，將會是ART HK在今年甚至未來面對的挑戰。寫到這裏記者想起柴門ふみ（柴門文，《東京愛的故事》、《愛情白皮書》等作者）近年一部關於收藏的漫畫作品《京都情 緣》（はんなり!），故事中男主角修治是一位眼光超好的收藏家，有一回他看中女主角手上的古董酒杯，於是利用自己巧手製作的贗品，偷龍轉鳳，女主角把假酒 杯拿給專家鑑定，對方雖然懷疑酒杯是假的，但毫不猶豫判定那作品價值60萬日圓，他的原因是「就算是偽冒的也好，那件無可挑剔的瓷器，要我用60萬買下， 也不會後悔，這就是我說它值『60萬』的原因。」
今天有不少藝術品買家，雖然具備漫畫中的專家輕鬆說出「60萬」的財力與豪氣，卻未必有背後相對的修養、經驗與相關知識。有藝術拍賣業人士向記者指 出，現時內地有不少商人均加入收藏行列，打破以往藝術家作為收藏家的狀況，他們縱使鑑賞力不高，卻出手闊綽，因此近期藝術品的估價及成交價偏高，帶動整個 藝術品市場變得活躍。然而這只是消費與跟隨潮流，而不是欣賞藝術品甚至收藏家應有的心態。問及舉辦ART HK的最大障礙，Magnus Renfrew認為：「最關鍵的挑戰仍是教育、教育、教育。這裏仍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市場，重要的是，我們有需要盡量降低人們在欣賞藝術時所面對的心理威 脅，很多人害怕提出問題，這是不應該的，因為向訪客解說藝術作品是展覽館的責任。」
文 李卓賢 mattlee@hkej.com
① Huma Mulji, Archetype II, Courtesy Project 88
② Peter Liversidge, Dice, Courtesy Peter Liversidge and Ingleby Gallery, Edinburgh
③ Wang Qing Song, 123456 chops, Courtesy Pekin Fine Arts
④ Liu Ye, Teresa Teng, Courtesy Sperone Westwater, New York
⑤ Yoshitomo Nara, Rock'n Roll the Roll, Courtesy Marianne Boesky Gallery
Wednesday, May 5, 2010
Fileprixlux
This year, the artists, on registering their projects to take part in FILE 2010, will be competing for the FILE PRIX LUX prize.
FILE PRIX LUX was conceived to complement FILE's actions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and digital languages, with the intent of rewarding, motivating and stimulat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talents. This new initiative by FILE intends, besides the exhibi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works, to add value to such manifestations, conferring to the awarded artists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mpact.
Since 2000, FILE - Electronic Languag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constitutes 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projects in the area of arts and technologies. FILE is a cultur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promotes a reflection on the main themes of the global contemporary electronic-digital context, always in a transdisciplinary vision in the political complexity of our time's cultural universe.
For ten years now, FILE has collaborated, through exhibitions and symposiums, with the aesthet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at the new electronic-digital languages offer to contemporary cultures, as well as it has positioned Brazil in the world context of those new trends. In 2010, FILE will accomplish a long-awaited objective: to award to some of the projects an international prize in money.
FILE PRIX LUX will grant seven prizes (first place, second place and five honorable mentions) to each of three categories, offering 21 prizes in money in the total amount of 285,000 reals.
THE THREE GENERAL CATEGORIES ARE:
1 INTERACTIVE ART: interactive art includes al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s in the scope of art that use interactive media and have in mind the intersection
among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crossings with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installations, performances, internet projects,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multitouch tables, digital objects, outdoor projections, projects for mobile phone, electronic graffiti, VRML, etc.
2 DIGITAL LANGUAGE: digital language includes al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s in the ambit of the multiple disciplines that use digital media,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intersections among them, that is: digital games (all modalities), animation (all modalities), digital movies, machinima, digital video, digital architecture, digital fashion, digital design, robotics, artificial life, biological art, transgenic art, software art, new interfaces, second-life performances, anime, hypertexts, non lineal scrip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pictures-panoramas, programming language, digital poetry, digital dance, etc.
3 ELECTRONIC SONORITY: electronic sonority includes al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s in the scope of sound, therefore it has a wider extent than the confines of music, and is open to the possible transversalities with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sound performance, sound installations, sound art, genetic music, biological music, erudite electronic music, pop-electronic music, radio drama, radio-art, sonic landscape, sonic robotics, videomusic, sonic poetry, etc.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projects not contemplated with awards can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exhibition, if accepted by the judging committee, as in previous years.
To grant the prize, a judging commission will be created, composed of 6 jurors - 3 national and 3 international -, and there will be a popular vote in the FILE PRIX LUX site, which will indicate the winners among the prize nominees.
More details on the competition are found in the regulation.
SPONSOR:
PARTNER INSTITUTIONS:
Saturday, April 17, 2010
徐冰《木·林·森》计划及其时空养料
2009-12-01 16:29 城市画报
“艺术怎样摆脱困境？艺术怎样往前走？艺术到底是什么？”
徐冰设计的《木·林·森》计划看起来不像艺 术项目，更像一个公益系统。简单来说，它是一个生态循环模式：徐冰教肯尼亚孩子们画树，通过网络画廊拍卖，所得资金用于肯尼亚植树。有人对《木·林·森》 的艺术成分多寡提出疑问，徐冰的解答是：“以公益为目的的创作大方向不会有问题，在这样的动机面前，任何深奥的艺术概念都要让他三分。《木·林·森》本身 的目的并不是艺术，但涉及到了当代艺术的核心问题。比如艺术怎样往前走，怎样摆脱困境，艺术到底是什么等等”。徐冰近年来的作品和轨迹，似乎也带有这种无 心插柳的气质，他深觉中西方当代艺术双双无聊，于是有意识地跳出标准艺术体系，保持一定距离并与现代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以寻找艺术的新空间。
除了名声在外的《天书》、《地书》和《新英 文方块字》，他的作品有时像社会课题，有时像科技发明，有时候又是公益系统。他甚至在2006年和加拿大科学家共同设计了一台名为“缓动桌面”的电脑桌， 这个工作台的键盘和屏幕能够前后左右缓慢地水平移动，徐冰参照中国太极拳原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人一伸胳膊，牵动了浑身所有肌肉。“我兴致勃勃地去做，为 什么没有实用性的东西才是艺术家应该做的？”徐冰说《木·林·森》计划的理论准备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他骨子里活跃着 “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基因。徐冰近年的尝试似乎和美国八十年代现代艺术的一大趋势类同：竭尽全力地让艺术“不纯”，混淆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打破正统艺术 用人为区分扼杀人创造性的愚蠢。徐冰说：“我的艺术越来越不成形状，这是我不得不走的方向”。
1
徐冰轻快地走在肯尼亚山里，包围他的森林像一团鲜嫩的巨大绿藻，在赤道上舒张。草木奇异，散发异常清新的空气，让徐冰与助手有了一个念头：为当地恢复森林而集资的自循环计划。按照这个名为《木·林·森》的系统，部分资金将从地球上最富裕的地方源源不断地流向肯尼亚。
这是2005年。一个名为“Rare”（稀 有）的国际资源保护机构联合美国圣地亚哥当代美术馆、伯克利大学美术馆及太平洋影片库，共同发起题为“人类/自然”的自然文化遗产保护项目。“Rare” 在全球邀请8位“注重深思和创新”的艺术家，每人选一处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地，用艺术的方法提高当地人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徐冰选择了非洲东部的肯尼亚，他之 前做过与蚕、烟叶虫和种猪等动物有关的作品，在他想像中，肯尼亚是个遍地奔跑着野生动物的国家。
徐冰在肯尼亚考察一番之后，发现当地所有的 事情——政治、经济、人和野生动物等等，都跟树有关系。于是他穿梭在林木之间，走访专家、林业研究所、森林保护机构和动物保护组织，发现两个有趣的事情。 在100多年前，肯尼亚就有一项政策：给农民土地，让他们种地、种树，等树长大了，再给他们新的土地，继续种地、种树，直到几年前，肯尼亚环境部副部长万 加丽·马阿萨伊取消了这项政策。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万加丽到偏远地区带领当地人种树，发起“绿带运动”，要恢复真正的原始森林，为此她获得了2004年诺 贝尔和平奖。许多当地人认为树和人其实可以共生，徐冰则觉得，支持万加丽的人多少带有些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趣味。徐冰还发现，也许是长期殖民的原因，肯尼 亚有很多捐助基金会，有人的职业便是不断从西方找来资金用于当地，但徐冰认为这种捐助关系夹带着怜悯和欣赏，而且所有资金都是单向的，不能循环，
不容易长久。最后他提交了一个公益项目：《木·林·森》计划，他希望这是一个像永动机的系统，能自己“转”起来。
2
《木·林·森》计划的宣传海报，是一个常见的可循环利用标识，三个深绿色箭头组成一个坚固的三角形，上面分别画着代表人、树和美元的符号。《木·林·森》正是这三者间的环环相动。
徐冰编写教材，教授肯尼亚6-12岁的儿童 学习用人类祖先发明的文字符号，创作组合树的图画，对这些画作编号后，经过美术馆和网上画廊www.forestproject.net展出，以每幅30 美元的价格由世界各地热爱艺术、关心环保的人们在网上拍卖收藏，所得资金转入Bill Woodley 肯尼亚山基金会，用于当地植树。
“孩子们画在纸上的树会变成真的树，长在肯 尼亚的土地上”，徐冰算了一笔简单的账：“2美元在纽约只能买一张地铁票，但在肯尼亚可以种10棵树”，来自流行网络服务的功能和地区间的经济落差，用最 低廉的人力消耗，将资金从其它地区流向肯尼亚，用于植树；“所有与此项目运转相关的部分都获得利益，这里面包含着知识传授、艺术创造、爱和关怀、沟通互利 和理想实现的因素”，徐冰由此相信《木·林·森》计划的自我循环能力。
3
2008年，徐冰第二次来到肯尼亚山。由于肯尼亚的政治和战乱，《木·林·森》计划被拖延了3年。
这一次，他带来一本细心编写的教材。当地的 老师把孩子们召集到环保中心，临时设立了课堂。徐冰先给孩子们讲了一个有些像神笔马良的故事，那是一个生活在大森林里叫做 “扇”的孩子，他和森林中的生灵们共享着这个空气湿润的清新乐园，“各种各样的树枝对称又精美，小虫子在树叶上吃出的花纹那么有趣，风吹过树林发出动听的 声音，扇很想把这些记录下来，他画了一只小虫子，小虫子竟然爬了起来，他不停画着树的符号，一棵棵大树拔地而起……”
徐冰在教材中使用的方法，延续了他在代表作 《天书》和《地书》中对文字的持续热爱，他坚信当下是第二轮象形文字兴起的时代。在为期4天的课堂上，徐冰给孩子们讲古老文字的形状，所有文字从象形画符 开始，变成今天的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他画了一幅表格，上面排列着“草”、“叶”、“石”、 “土”、“云”和“鸟”如何用象形文字画出来，再教孩子们神奇的构图法，比如怎样在茂密的树叶里藏进一行字，怎样用“水泥诗”构成一棵有含义的字母树。
“肯尼亚的孩子长得都很像，我有时分不清男 孩女孩，因为头发都是那种短短的小卷。每个孩子都很有礼貌，很害羞，一个个睁着诚实的大眼睛，翘着憨厚的嘴唇”，有的孩子在课程结束后不肯离开，站在桌子 前不停地涂抹，“很多艺术家最开始都是迷恋这种愉快而找到自己事业的”，当徐冰搜集完一部分孩子的画，他开始觉得这个项目对肯尼亚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甚 至是终生的。
从肯尼亚回来之后，徐冰开始临摹这些孩子的 画——有中国书画临摹经验的人知道，临摹是进入范本作者世界的最佳方式——用孩子们的一棵棵树组成一大幅森林风景画。这些画的身价因徐冰的创作而水涨船 高，同样会进入《木·林·森》的拍卖收藏和循环系统。徐冰用他发明的新英文方块字在一幅森林画上写下题记：“我像临摹大师的画一样临摹这些孩子的画。我不 敢对它们有任何改变，如果改变，就像砍掉了树木的某些枝干。在我看来，它们像生长着的树木，是自然的一部分。”
Wednesday, March 17, 2010
Wednesday, February 24, 2010
文化專題 蕭坦 北京藝術版圖的裂紋
2010年2月24日
「村裏的院子都沒有門牌號，信只能送到村委會，然後大喇叭通知去領，『方力鈞，掛號信』，就這麼喊。威尼斯雙年展的通知就是這麼送到我們手裏的。」——《萬物生長：宋莊1994～2000》
2月22日北京一個藝術區被強制拆遷，雖然是首都，但拆遷經過和任何一個中國內地城市大同小異——有組織的「流氓」以武器毆打驅趕住戶，拆遷隊瞬間把房子夷平。有人說，真不敢相信這樣的事件竟然在北京發生！
數年前陳冠中在北京被邀請參加朝陽區「文化產業規劃研究」國際研討會，寫的論文《城市建設與創意產業》，苦口婆心哄朝陽區的主事者：「我在北京前後 已經有九年，一直都住在朝陽區。……不管我們在過去犯了多少有意無意的錯誤，它（北京）依然是華人世界的文化首都，依然吸引着最多的創意人才，依然是最有 條件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地方。」（文章收錄於《我這一代香港人》）
朝陽區是北京的主要文化藝術區，中央美院、中央電視台、配套的電視製作公司、使館區、中央商務區全都在這裏，重要的是大山子的798廠也在此。2月 22日的新聞發生在朝陽，這個黑鍋，朝陽的官員算是背上了。藝術家們面臨的租房問題愈來愈尖銳，798的租金漲高了，許多藝術家進不去。政府如果不細緻地 為此規劃，類似此次兩敗俱傷（藝術家因為租約糾紛沒有法律保障，政府也背了黑鍋）的事件還會繼續困擾雙方。
最近與一個朋友聊天，說到798的氣氛如何浮躁，朋友很不以為然。她曾在798藝術區最牛的藝術館尤倫斯（UCCA）工作，2007年尤倫斯落到北 京，她剛從香港回上海沒多久，馬上收拾行裝投奔這家國際知名的藝術館，以一個上海人忍受了三年多的北京風沙。朋友是堅定的798支持者。和她不同，有另外 一些朋友更偏愛北京東面的宋莊，原因是，「宋莊的人給我的感覺更平和，沒有那麼浮躁。」
798，屬於畫家還是雅痞？
798和宋莊，是北京藝術區的兩塊樣板，都是自發形成，但性格和現狀都很不一樣。同是現在北京的藝術家聚集區，798有最好的藝術中心，有豐富的藝 術講座和交流活動，幾乎就是一個SOHO區；而宋莊，除了栗憲庭電影基金會在宋莊美術館定期舉辦活動，在對外影響上，很難與798相比。但是，如果以一個 創作者而不是觀眾或藝術領域規劃者的立場看，宋莊給創作者提供的空間更平和。如果以「血緣」來說，宋莊的淵源比798更久更純。
說起798藝術區，連香港人都知道，這個藝術區是以工廠為基地建立起來。冷戰時期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接受東德的技術支援，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在北 京建起了「北京華北無線電聯合器材廠」。當時代號不是798而是718，後來到了六十年代，把718聯合廠的建制撤銷掉，出現了六個新廠，其中之一是 798。負責替中國建築「北京華北無線電聯合器材廠」的建築機構和包豪斯學校在同一個城市，這種建築風格簡潔、靈活，兼顧功能和美感。
直到2000年，朝陽區大山子還是幾個無線電器廠，六個廠重新聯合重組為北京七星華電科技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後來集團把部分產業遷出，閒置下來的廠 房就出租，租下這些廠房的多是藝術家。比如洪晃和劉索拉，洪晃自己說是看中了這個舊工廠區的「胡同味」，人際關係很親切，見面還互相打招呼，不像住公寓那 麼冷冰冰。劉索拉是做音樂，空置的廠房空間大，怎麼練也沒人投訴噪音擾民，非常清靜。洪晃也好，劉索拉也好，和一般藝術家不同，她們很能「搞事」，在哪兒 落腳，不管是有意無意，總有種氣場，把熱鬧和話題吸引過去。像幾年前她們的《無窮動》來香港，訪問過的文化記者回頭都說其實悶得要命，但偏偏就是能作話 題。
藝術區變名利場始作俑者
798火起來了，非常快。據798圈子內部的人說，因為中央美院在旁邊。其實在1998年，就有中央美院的人把畫廊開進了798，但真正讓798變 成現在這樣的，除了五十年代負責建築設計的東德建築師，洪晃、劉索拉和她們這個圈子的人也有一份功勞。沒有他們，798就是外人印象裏藝術家扎堆的地方， 閉門修煉，不食人間煙火，不會有新潮時裝秀，也不會有，比如說，2008年的Dior展覽。798不僅靠近中央美院，旁邊還是使館區，自然而然就成了一個 不但「藝術」，而且還「國際化」的區域，再加入時尚，說句不誇張的話，全中國找不到第二塊這樣的地方。沒火起來，是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不紅也難。
你可以說他們是把798藝術區變得充滿金錢氣息的始作俑者，也可以說他們是讓798變得熱鬧的功臣。你說這是個名利場，沒錯，你說她們搞事多過搞創 作，又對。但放眼香港，找不找得到一兩個能把倒閉的工廠搞成藝術區？梁文道之於牛棚書院算一個，另一個，不好意思，我只能想到蘭桂坊之父盛智文。但不知道 該高興還是該難過，798熱起來之後，逐漸變得不是一般藝術家所能承擔。資本主義有原始積累的過程，比如圈地運動，很暴力。北京的藝術圈也在發生類似的圈 地運動，2月22日的事件就是這個過程裏的一個悲劇。
以798的經歷來看宋莊就很有意思。宋莊，在北京下轄的通州，北京東面，本身就是一個小鎮，人口近十萬。這個小鎮下轄四十七個村子，其中的小堡村現 在成了中國藝術家的另一個聚落。這個聚落和798最大的不同，是商業氣氛淡（幾乎沒有），洪晃劉索拉再怎麼不羈，這種脫離了大城市生活圈的小地方她們還是 不會來——畢竟不是一個圈子，當年跑到798去是圖個清靜，到宋莊來可就是隱居了。一個北京朋友很年輕，做傳媒的，很喜歡攝影，給我說：「宋莊的感覺更實 在，我在這裏是創作，也是為了賣作品維生。比較成功的藝術家去那裏為了有一個安靜的環境創作，和朋友聚會交流，年輕人去那裏是奮鬥尋找機會。」
大喇叭通知威尼斯雙年展
在798，出了門，打交道的非富即貴。在宋莊，見到的除了藝術圈的朋友，就是當地的村民。畫家們用相對便宜的價錢租下甚至買下一整座農家院子。這地 方剛開始真便宜，岳敏君買了一座院子，面積有一畝地，2萬元。內地的《三聯生活周刊》有篇文章很好看，題目是《萬物生長：宋莊1994～2000》，比什 麼介紹都有意思，沒有去過宋莊的人看了就能明白畫家們在那裏的生活。其中說到中國當代藝術界的「教父」栗憲庭：「在老栗的敍述裏，宋莊給他的感覺，更接近 十九世紀中期法國畫家米勒他們住過的巴黎近郊小村莊巴比松。藝術家的畫室被農民的房子分散在村子的各個角落，畫室大，環境安靜。如同米勒他們在巴比松一 樣，宋莊的藝術家同樣過着一種以畫畫為職業的生活。」在這個村裏，有岳敏君，有方力鈞，後來栗憲庭也去了。「村裏的院子都沒有門牌號，信只能送到村委會， 然後大喇叭通知去領，『方力鈞，掛號信』，就這麼喊。威尼斯雙年展的通知就是這麼送到我們手裏的。」
不過，現在的宋莊也不再是世外桃源，一是村民明白了，房子沒以前那麼便宜；二是畫家們也不再是為了圖個清靜，北京市區內的商業氛圍終究還是染到這 裏。朋友說：「我上次去的時候有機會和那邊的一個工作人員聊了聊天，那個女孩和他老公都是八十後，原來都是學藝術出身。她說他們之所以選擇來這裏，房租便 宜是一方面，另外這裏機會很好，很多港台或國外的畫廊經紀會來這裏發掘新人，不論出身，只看作品。」
結語 最後呼應一下文首的一個懸疑。宋莊是比798血緣更「悠久」的一個北京藝術區，為什麼？因為有句話：宋莊是圓明園之子。1991年前後，當時 的圓明園還處於北京城鄉結合部，畫家們聚集於此租房當工作室。但那時候八九．六四剛剛過去沒多久，當局對畫家們的作品非常敏感，有的說是正常拆遷，有的說 是有意趕人，總之到了1995年，公安把畫家村徹底清理完。畫家們做了一些不大不小、後果也不嚴重的抗爭後，來到了宋莊小堡村。
結果公安的眼線也盯到此，不允租房子給畫家們。結果村支書很靈活，軟硬兼施變着法子讓畫家安頓下來，不是為了藝術，也不是什麼自由民主，原因很單純：「我不過想讓村民多點收入。有人租村裏的房子，還不用給仲介費，這是最省事的，為什麼不幹？」
Sunday, January 10, 2010
擠走泡沫 擁抱新生
2010年1月11日
從 市場的運作上看，藝術家與畫廊、收藏家及拍賣公司之間的關係是市場生態鏈的重要一環，過去的種種紊亂將會很快地得到完善，因為適者生存，當中國收藏家的視 野及資歷日漸提升，對畫廊及拍賣公司的專業及誠信度的要求更加嚴謹，市場機制正在不斷地進行自我優化，汰弱留強是歷史的循環活動，亦是一個市場步向正規化 的必然進程。
筆者去年到成都、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與多位潛心從事創作的優秀藝術家見面，在他們的工作室欣賞最新作品，很有意思，令我難忘的是他們忠於藝術的 狂熱；方少華的專注、肖克剛的冷靜、陳秋林的知性、周軼倫的不羈、陳家剛的深思，原來在他們的作品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一些藝術家性格及內心情感的折射。
我又問問他們如何看待當前市況？原來大跌市基本上跟他們沒有太大相干，反而繼續忙於做好展覽，或與畫廊為未來在國內外辦展定好計劃，而作品銷售緩慢 中見穩定，並沒有因為市場波動而降價出售，他們亦樂得清靜，還相信中國當代藝術品市場經此一跌，把泡沫及急功近利的錯誤觀念擠走後，將會迎來一個更健康的 生態及知性的環境。
筆者曾在文章中介紹自己欣賞的藝術家，包括：馬德升（1952）、師進滇（1953）、方少華（1962）、陳家剛（1962）、劉野 （1964）、張恩利（1965）、張洹（1965）、余極（1965）、肖克剛（1968）、陳秋林（1975）、韋嘉（1975）、李暉 （1977）、周軼倫（1983）等，在新一年祝願他們繼續創作精彩的作品，贏得更多收藏家的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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